2009年，原文化部评选出了18部代表当代中国舞台艺术创作水平的作品授予首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18部作品是从全国各地申报的近1200部舞台艺术作品中评选出来的，评选的首要指标是自1978年以来首演并且演出超过400场。18部作品中有两部舞剧：甘肃省歌舞剧院（原甘肃省歌舞团）创排的《丝路花雨》和兰州歌舞剧院创排的《大梦敦煌》。
2012年，文化部对评选标准进行了修订：一是把参评剧目创作时间由改革开放以来前推度至新中国成立以来，二是规定1949年以后首演的剧目应达到1000场以上，改革开放以后的演出场次应达到400场以上，近3年的演出场次必须达到60场以上。经过评选共有20部剧目获得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其中有一部舞剧——中央芭蕾舞团创排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尽管优秀剧目保留大奖只评选了两届，然而这38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优秀舞台剧目经受住了时代风云和观众审美巨大变化的双重考验，十数年乃至数十年地将真善美持续传播给亿万中国人，描绘出彰显中国品格和中国气象的舞台艺术图谱，是新中国文艺当之无愧的高峰。这其中，《红色娘子军》《丝路花雨》和《大梦敦煌》自然是新中国舞剧艺术最璀璨的明珠，是“中国身体”配合中国民族音乐舞出当时中国人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蕴的传神之作。当然，艺术作品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承载着特殊的使命，如果说《红色娘子军》是20世纪6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指导下创作的，负有中国芭蕾舞“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改革任务的首次尝试，它体现鲜明的国家意识和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行为；而《丝路花雨》和《大梦敦煌》则体现了艺术创作的一种自然状态，即艺术创作者自觉感受时代脉搏做出的主动共振，在显示艺术积累、表达艺术主张的同时进行艺术表现力的拓展和新艺术语汇的探索，两剧目之所以代表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舞剧的最高成就，原因无它，唯在于此。
新中国舞剧创作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和平鸽》为开端的中国舞剧衍进之路，由《红色娘子军》《鱼美人》《小刀会》《五朵红云》等开创了新中国舞剧的第一次高峰。纵观20世纪50——70年代的舞剧创作，以表现主题为首要原则，大部分作品将题材内容、语汇选择融合在舞剧所凸显的革命性、民族性、群众性的追求中，呈现主题、映照现实。
进入新时期，中国舞剧创作迎来了新阶段，呈现出新面貌。以《丝路花雨》为发轫，带动了之后中国舞蹈的一系列创新和变革，舞剧的创作从外部形态更加彰显地域特色、重视舞蹈语言发掘，内在精神上更重视捕捉时代气息和塑造独特人物形象。
新世纪之交，表演艺术舞台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中期的萧瑟迎来了一个“生死抉择”的关键时期，舞蹈团体与戏曲团体、话剧团体一样面对着市场的无情抛弃，观众骤减，人员流失。哀鸿遍野之时，地处偏远的兰州歌舞剧院以破釜沉舟的勇气，用员工集资的资金请来了张千一、陈维亚、刘震、刘晶这样的“航母”级阵容，开“明星班底制”先河打造了《大梦敦煌》。《大梦敦煌》的出现提振了全国舞蹈演出团体的士气，同时也打开了思路，中国舞剧创作又迎来了新的繁荣并延续至今。
两部经典作品引发了全国舞剧界对“甘肃现象”的关注。《丝路花雨》缘何成为划时代的里程碑作品？《大梦敦煌》成功的深层动因是什么？在新时期，中国舞剧史上份量最重的两部作品都诞生于偏远、封闭、经济欠发达的甘肃是巧合还是有内在的必然性？要说清这些问题，既离不开对作品本身的分析又要跳脱出文本层面和技术层面，对作品进行创作立场的深层次关照。当然，两部作品问世已久，对剧作本身的分析与评论汗牛充栋，本文不再赘论，而将论述的重点放在对创作立场的考量之上。
一、“为什么是《丝路花雨》”和“为什么只是《丝路花雨》”？
《丝路花雨》创作开始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1977年，在全国绝大多数创作者艺术思维长期被禁锢，僵化的手脚还在缓慢恢复时，《丝路花雨》的创作者们已经投身到千佛洞窟中，深扎到艺术汪洋中。两年里，甘肃省歌舞团的主创人七入莫高窟，从刚开始要做个舞蹈还是文艺节目都不清楚到被壁画中随处可见的乐舞伎形象吸引，从描摹下每个舞蹈形体和动作到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模仿找到动作运行发展的阶段和轨迹进而发现规律，从在文献资料中发现一纸“卖身契”将其与112窟中反弹琵琶的天国舞伎形象进行艺术性的勾连和生发创造出“英娘”这一人物，一个传扬丝路上不同民族之间友谊、反映普通人至真情感、歌颂艺术之纯美的完美故事渐渐浮出水面，一个从石窟壁画的静态画面中复活走出的全新舞种“敦煌舞”得以诞生。《丝路花雨》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舞台艺术作品，不仅如此，它的内容开风气之先，精神契合了开放、交流和变革的时代要求，形式则是在深厚传统基础上符合艺术规律的提炼和创新，这样一部从内容到手段，从精神到气质都达到最大阈值的作品必然会获得成功，载入史册，它的成功经验必然会被研究、复制从而引发之后十数年中国古代乐舞复兴的浪潮和舞台艺术的深度变革。时至今日，《丝路花雨》依然代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舞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它的完美、均衡至今难有比肩。
回答了“为什么是”的问题，再来看“为什么只是”的问题。中国之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决定了全国各地都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可供挖掘的文化资源；从时代背景来说，当时全国处处都是百废待兴的局面，都有拨乱反正的迫切愿望，因此地域、题材、时机不是《丝路花雨》卓越的根本原因。物、事、时都不是，只有“人”是关键，这部作品的创作者是剧目成功的核心。
聚焦于“人”——编剧赵之洵执笔了情节曲折、人物鲜明的优秀文学剧本；刘少雄、张强、朱江、许琪、晏建中等中青年编导创造性地开掘敦煌壁画上的舞蹈姿态为基本语汇，广采甘肃地方民俗和中国各少数民族舞蹈元素编排出了独特、新颖、优美的舞段；韩中才、呼延天助、焦凯既汲取了我国古典音乐的传统，又广泛博采中亚各民族音乐的作曲；杨树云符合历史记载又体现人物身份、性格的化妆造型设计；贺燕云、仲明华等有着深厚古典舞、民族民间舞修养又熟练掌握了敦煌舞造型特点及运动规律的舞蹈家的杰出表现，他们合力形成了《丝路花雨》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但这些有着深厚修养和高超技术的艺术家们只仍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只是”的原因。因为修养和技术并不必然通向艺术的至高殿堂，且以甘肃所处的偏远地理位置，它拥有的艺术大家及人才数量置于全国并没有优势可言。显然，在他们的修养和技术之外，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因素。
首先，是坚定的文化立场和开放的创作心态。即作为创作者，坚信自身所拥有的艺术积淀和掌握的艺术手段能够反映和表达丰富的生活面貌，并在不断观察、思考、实践的基础上开掘出新的艺术语言，甚至创建新的艺术流派。在此基础上，面对崭新的甚至毫无头绪的创作对象时，就能够静心找到相融相通的那个“点”，用已有的理解未知的，进而用新习得的丰富旧有的。《丝路花雨》中，编导和演员们通过已有的技术和对舞蹈规律的掌握，从静态的壁画中复活了唐代乐舞，创建了“敦煌舞”这个全新的舞种，这是《丝路花雨》最大的艺术贡献，是为剧目加冕的那顶桂冠，试想如果仍用之前的舞蹈语汇讲同样一个故事，固然还是一个优秀的作品，但它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肯定会降格。
其次，是坚定的艺术信仰。包括对艺术价值的直觉和判断，对艺术品位的维护和提高，对艺术产生路径的遵循和守护。即在一个不再有很多禁忌和束缚的正常创作环境里，创作者要坚守对艺术价值的判断，明确什么样的题材代表着人性的真善美，体现着积极正面的价值取向；不迎合政治，不讨好观众，不固步自封，不随波逐流，保证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沉潜下去，掌握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从生活出发，从表现对象出发，从艺术本体出发，维护艺术的纯粹性。《丝路花雨》的创作者在“阴霾”还未散尽的历史时期，坚持创作一部反映国家间平等交流、互信互惠主题的作品，在起初遭到非议时仍然坚持艺术判断；表现普通人的亲情、友情，用艺术的力量感染人，而不是用假大空的口号糊弄人；克服功利和畏难思想，坚持搞一部纯粹的舞剧，集体创作，互相促进，虚心接受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各个方面精雕细琢。
这两个坚定并不容易做到，尤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不仅不易而且充满风险，如果有一丝的动摇和犹疑，我们都看不到《丝路花雨》，看不到这部持续41年演出近3000场，观众450万，收入达3亿元（以上数据截至2020年12月），以“演出年轮、场次最多的舞剧”入选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的“中国舞剧之最”。
二、《大梦敦煌》的底气来自哪里？
《大梦敦煌》首演于2000年4月，21年来演出足迹遍布全国，先后赴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荷兰、日本、德国、美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回演出，演出场次1500余场，票房收入达1.6亿元，成为中国舞剧“多演出、多产出”最为成功的范例。《大梦敦煌》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创造性地采取“借船出海”的创作模式，邀请全国著名的编导、作曲担任主创，这种“明星制”现在已屡见不鲜，通行全国，不止行内从业者，连观众都养成了拿过节目单先看主创名单有没有“大腕”的习惯，但在当时，还属创新，特别是由于先期资金不够，全团上下集资排戏这样的举动简直是“疯狂”之举。
《大梦敦煌》策划于全国舞台表演艺术很不景气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种不景气主要体现在观众人数和演出场次的大幅度萎缩。在这样的背景下，还要做同样是敦煌题材的舞剧，重金聘请名家加盟又加大了成本，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不停止反而强行启动，《大梦敦煌》筹备和启动的每一步都充满争议，面临巨大风险。兰州歌舞剧院看似以“搏杀”的态度坚持自己的选择最终险中求胜，但事实上，《大梦敦煌》的成功绝对不是硬拼蛮干和歪打正着的结果，决策者经过认真分析、评估产生出一种自信和笃定，然后心无旁骛的实现它，最终成就了一部艺术商业双丰收的新世纪舞剧精品，延续了甘肃舞剧创作的辉煌历史。
对于什么的自信？其一，敦煌这个艺术宝库有太多瑰宝，敦煌值得被更多的艺术形式所注目，被更多的艺术作品所反映。《丝路花雨》只是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一窥其灼目光华；其二，敦煌艺术的创造者是千百年生活在那里的普通人，每一个个人被历史所隐匿，但作为群体他们不能被抹杀，他们普通、鲜活的人生同样有着感染力和吸引力，他们的情感和灵魂应该被艺术作品所烛照。因此两个故事虽然都发生在敦煌，男主人公都是画工，但不同的人物有着不同的情感关系，不同的创作者有着不同的艺术构思和风格，不同的作品展现不同的审美追求，只要讲的是人情人性，歌颂的是至善至美，创作者投入的是真情实感，不存在题材类似就不能兼美的情况。
支撑这种自信的是一种鲜明的本土文化立场。在新旧世纪之交，经过对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的艺术实践，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艺术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甘肃文艺界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甘肃的文艺创作要紧紧围绕“敦煌、丝路、多民族”做文章。《大梦敦煌》正是在这个共识逐渐清晰并被广泛认同的时间创作出来的，它一方面受到这个共识引导，反过来又以自己的成功验证了这个共识。
“敦煌、丝路、多民族”是文化定位也是发展策略，这种本土立场让甘肃的文艺创作形成了一种文化自觉，使得甘肃的舞台艺术作品整体呈现出一种内敛、深沉、厚重的气质，同时又拥有多元、丰富、独特的样貌和极强的辨识度，在全国独树一帜。正因如此，虽不主动追求走出域外，但反而对域外的观众有着更强的吸引力。《丝路花雨》是我国对外隔绝十年之后第一个被派出访的文艺节目，之后代表中国出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梦敦煌》则是新世纪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代表，美国甚至有华人舞蹈社团山寨《大梦敦煌》全剧进行巡回商业演出，竟然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收入，足见该剧在海外的影响力和被接受认同程度。
三、新时期两部经典舞剧都出自甘肃，是巧合吗？
不仅省外的观众和从业者有这个疑问，其实甘肃人自己也在问。时隔近20年，同一块土地上诞生的两部反映敦煌题材的舞剧都成为了中国舞剧的经典，而且都在漫长的时间洗礼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间断地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各地的观众进入剧场，到底是巧合还是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答案是后者。敦煌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吸引着人们不断来膜拜，给创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这是历史给甘肃这块华夏文明起源地的馈赠，是来自于时空的先天文化基因；《丝路花雨》面世后，受其影响最深的是本省的创作者和文艺院团，通过不断地观摩、学习和交流，创作者们的经验和精神会形成一个微妙的“磁场”，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磁化”后辈，因此一部优秀作品、一个杰出团队可以提升一个地区某一艺术门类的整体创作水平，这种提升不仅仅针对技术，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微妙传递和积淀，它难以言传却能浸润人心，给人信心和力量，这是一种后天的文化基因。正如2016年奥运会女排决赛中，中国队轻松地战胜了小组赛时自己曾完败的对手塞尔维亚获得冠军，短短几天，同样的对手，同样的上场队员，为何两队的表现发生了大逆转？说到底，是因为塞尔维亚缺少一种经历——奥运会决赛的经历，而中国队有三次并两次拿到了冠军。这种经历是如此重要，尽管场上的队员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前辈们的经验注入了她们的思想和意识，让她们在踏入决赛场时自然就有一种坚定和从容。时隔19年后诞生的《大梦敦煌》，它传承了《丝路花雨》前辈创作者的技术和能力，精神和气质，再用新的舞蹈语汇和编排手法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和人文追求，它的成功并不令人意外。
四、旧作的生命力几何？
四十年后，《丝路花雨》仍是演出市场的金字招牌，不论在国内其它城市还是在兰州，每次演出都座无虚席，一票难求。事实上，除了剧名，《丝路花雨》的各个构成部分都有变化，分别于2008年、2016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修改和重排，重点是对音乐进行交响化编配，舞美、服装做了新的设计，增加了 “神笔张”的舞段和“单双三”的数量，先后培养出26位英娘和11位神笔张。修排后的《丝路花雨》在技术上融入了当代舞蹈的新成果，舞台呈现更符合当下审美，同时《丝路花雨》的文化品牌价值不断得到延伸和扩展——2006年，它被移植为京剧，获得多个国家级奖项，时至今日仍在演出，成为了甘肃省京剧团的保留剧目；2016年，《丝路花雨》的驻场版开始在敦煌市做旅游演出，观众评价和票房收入都很好。
《大梦敦煌》在演出市场同样表现强势，年均演出场次达到70场，现在站在舞台中心的已经是第十一代月牙、第十代莫高，2014年被兰州芭蕾舞团改编为芭蕾舞剧，有了更为丰富的演出形态。
五、新时代甘肃舞剧依然值得关注吗？
近年来，全国舞剧的创作非常兴盛，“丝路”题材更是成为热点，仅2014——2020年间，就有9部“丝路”题材舞剧作品集中出现，创作团队的地域维度由南至北，纵贯中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甘肃省歌舞剧院于2019年新创作的《彩虹之路》，这是与《丝路花雨》时隔40年后，甘肃省歌舞剧院又一部“丝路”题材舞剧。
40年后，民族舞剧面对的创作模式、审美期待和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近年来以《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代表的一批呈现“高峰”水准的作品一改舞剧在各种戏剧形式中较为小众和边缘的位置，以全新的创作模式、舞台呈现乃至艺术手法、舞蹈语汇和审美旨趣走进了中国戏剧场的中心，走进了更多观众的视野；同时，舞剧的创作成绩引发了舞蹈这个艺术门类的“破圈”——精品剧目在全国各地演出时，屡屡出现一票难求的火爆场景；越来越多的优秀舞蹈编导、演员为人熟知，收获了众多拥趸。
在新环境、新趋势、新态势下，《彩虹之路》也尝试了新的创作模式——通过与中国歌剧舞剧院合作获得更好的演出和宣发平台；邀请知名编导、作曲、演员组成实力雄厚的创作班底保证剧目质量。这种新模式获得了良好的成效：短短一年，《彩虹之路》先后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亮相国家大剧院、入围中国舞蹈荷花奖决赛、入选文旅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名单、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彩虹之路》无疑交出了极为亮眼的成绩单。
《彩虹之路》实现了对《丝路花雨》题材的传承、现实意义的传承、本土舞蹈语汇的传承，同时又具有现代舞剧的特征，对色彩有着独特的运用，重新审视和规划舞台空间，重新安排舞蹈比重，强调意象的提取和强化，并注意借鉴电影语言，体现了编导、作曲、舞美设计等主创者个体的艺术思考、艺术品味和审美追求，更是时代发展到今天，社会、文化交流越发深入、广泛、全面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风格和面向。但同时也要看到，在新观念、新科技、新语汇为标识的现代舞台艺术创作的跑道中，甘肃居于跟随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说，《彩虹之路》是一部优秀作品，但与“高峰”尚有距离，要想达到《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的“经典”地位更是任重道远。
甘肃舞剧人有坚定的文化立场，深厚的文化积淀，强大的文化基因，他们仍在努力寻找、探索能更好反映时代精神、观照当下审美、契合甘肃历史人文的题材和路径。对于未来，甘肃舞剧仍可期待。（作者系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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