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甘肃是中华文明和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甘肃以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质与赓续不断的文明传承，为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与文献依据，在华夏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历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秦国的兴起与秦人的西迁，在历经五百余年的沉淀积累，在与商、周文明的交织碰撞里，孕育出独特而强大的秦文化，在甘肃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甘肃时指出，“甘肃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红色文化资源丰富。”要求甘肃“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我们全体地方史志工作者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甘肃文化遗产丰厚多元的历史文化底蕴，积极参与文化探源工程，挖掘整理更多地方史志产品，为更好建设甘肃文化大省贡献史志力量。

秦人西迁及秦文化的深远影响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一、秦人西迁及对陇右的经营

嬴姓族源可追溯至五帝时代的颛顼，《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娶女华，生子大费，又称伯益，《史记・秦本纪》载，秦人伯益佐禹治水、佐舜调训鸟兽有功，舜许以姚姓女子为妻。伯益又主持畜牧生产，大获成功，被舜赐以嬴姓。由于功勋卓著，伯益影响力不断扩大，地位日益上升，被大禹指定为部落联盟的继承人。后伯益在与启的权力斗争中失败被杀，嬴姓部族受到夏族的打击排挤，被迫迁移流散。

夏商之时，秦族主要生活在山东境内，或早在夏末商初，经商代末年、商末周初至西周中晚期，或因太王翦商、商末归周、周公东征、西周中晚期保西垂等原因，秦族从山东、山西、关中、河南等地西迁。嬴秦西迁的路线，始于山东，止于陇右，中途经过山西南部或者河南北部，由关中入陇右。西迁路线有两条，基本上都是直线迁移。第一条从山东到关中再到陇右，第二条从山东到山西再到陇右。西汉水上游所在地礼县等地发掘了大小47处秦文化遗存，主要遗址有大堡子山、圆顶山、西山坪、梁亭山、六八图、四角坪等，按分布构成了“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赵坪”“雷神庙—石沟坪”三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遗址群，是周秦文化的活动中心，这里是西周以来秦族长期聚居生活和其中心居邑西犬丘所在地。渭河上游甘谷县毛家坪遗址也是秦族自西周至战国时期与西戎共处的重要据点。在渭河支流清水县牛头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李崖遗址发现了西周时期年代最早的秦族文化遗存，李崖遗址发现的秦文化墓葬，在葬俗和随葬品风格上有浓郁的商式风格，尤其是商式风格的陶器将早期秦文化和商文化直接联系起来，证实秦族源自东方，西迁后到达陇右一带。大量的文化遗址和考古证据揭示了陇右地区是秦族、秦人、秦文化的发祥地。

商周时期，西汉水上游地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秦族在这一带发展起了繁盛的农业和畜牧业，尤其是对马的养殖繁育，冠绝一方。至西周中期，周孝王听闻非子善于养马，就召其到今宝鸡市汧河和渭河夹角地带主管养马事宜，非子不辱使命，“马大蕃息”，周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后之女为骆适（嫡）者，以和西戎。”封非子于秦（今清水县），附庸于周王室，号称秦嬴。

至秦庄公时，得到周宣王的大力支持，予兵七千人，组成周秦联军，大破西戎，夺回了犬骆故地，收复西犬丘。秦族从秦邑迁到了西犬丘，秦庄公被封为西垂大夫。陇右地区的秦族人逐渐完成了身份转换，有了新的称谓——秦人。周平王迫于关中地区戎狄为患的严峻形势，决定东迁洛邑，秦襄公率军护送有功，平王封其为诸侯，赐予“岐以西之地”，并准许与其他诸侯“通聘享之礼”，秦由大夫上升为与齐、晋等国政治地位平等的诸侯，襄公时代标志着秦国的崛起。东、西周交替与王室东迁，使王权衰落，秦上升为诸侯国，秦文公时期向关中西部地区发展，承接周人基业，逐步拥有周王室旧地，秦人开始崛起，秦国历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秦人在不断向东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对陇右的经略，最终将版图扩张到洮河流域。在秦兼并六国的过程中，陇右始终是稳固的战略后方，为秦的统一大业提供了有力支持。秦武公十年（前688），征服了邽戎、冀戎，并在此设立邽县（今天水市秦州区）、冀县（今甘谷县），是史书上关于我国设县的最早记载，将今甘谷县以东地区纳入秦版图。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秦国基本上肃清了关中地区的许多戎族据点，继承周人的先进生产条件，逐步安定社会，恢复发展经济，国势日趋强盛。

至穆公时，秦成长为同强国晋、楚相抗衡的大国。秦穆公采用由余的计谋平定西戎，西戎八国服于秦，秦穆公开地千里，独霸西戎。战国中期，秦献公“兵临渭首，灭狄獂戎”。秦孝公即位后，求贤若渴，励精图治，引商鞅入秦，推行变法，建不世功勋，使秦国兵强马壮、国富民强。惠文君继位十三年后（前324），更元称王，史称惠文王，秦国进入王国时代。至秦昭襄王在位的56年间，秦国进入经济、政治、文化大发展的时期，重用白起等大将，经过一系列战争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秦昭襄王消灭义渠国。此后，在甘肃境内设立陇西郡和北地郡，由秦中央政府进行有效管辖。昭襄王五十二年（前255），秦灭东周，结束了周王朝八百年的统治。嬴政十七年（前230）至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王嬴政兼灭六国，统一了全国。

二、秦文化的起源及发展

秦文化是以嬴秦族文化为核心，与周边其他相邻族群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吸收并创新融合而逐渐产生的，继承和开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秦文化的构成有商文化、周文化和西戎文化三个来源。嬴秦先祖与殷商关系密切，周代秦文化在某些方面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殷商遗风，秦人的丧葬习俗等传统大多袭自商人。秦与周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西周时期，周王室为天下共主，代表正统与主流，秦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向周人靠拢，学习周礼，吸收周制。春秋时期，秦居宗周故地，收周余民，文化上多保留周人故旧，秦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承袭了周文化的特点。秦国地处西北边陲，又处于古丝绸之路东段，农、牧经济并重，古代民族混杂，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西戎以及来自欧亚草原的因素。秦文化实际上是在殷遗民文化基础上，大量吸收周文化和西戎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秦史稿》把秦文化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前770年秦建国之前；第二个时期是春秋时期（前770～前476），与现行中国历史分期相吻合，其中又以穆公为界分为前、后两段；第三个时期是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其中又以孝公为界分为前、后两段；第四个时期是秦代（前221～前207）。

从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和秦都城的历史来看，秦文化发展有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西周～春秋早期为早期，约300年时间，年代下限是前677年秦德公居雍。这一阶段秦的都邑有西犬丘（今甘肃礼县）、秦邑（今甘肃清水）、西新邑（今甘肃礼县）、汧邑（今陕西陇县）、汧渭之会（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平阳（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春秋中期～战国早期为中期，共327年，从前677年秦德公居雍至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这一阶段秦的都城在雍城（今陕西凤翔县），还有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栎阳（今陕西西安市阎良区）为临时性的陪都。战国中期～秦统一后为晚期，共143年，从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至前207年秦亡，这一阶段秦都城在咸阳（今陕西西安市）。早期阶段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进入中期之后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到了晚期，尤其秦迁都咸阳之后，进行变法，文化面貌发生巨变。

早期秦文化发生和创造的历程主要在甘肃陇右地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周文化基本保持一致，青铜器、陶器与周式器物都有明显的相似性。这个阶段秦人势力比较弱小，需要依靠周王室在陇右立足，在文化上与周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进入中期阶段，秦国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晋、楚的大国，秦穆公甚至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文化发展出自身的鲜明特征，如三足向外开张的铜鼎、高圈足铜簋、“大帽压顶”的铜壶、红白彩绘的仿铜陶礼器等。秦国僻在雍州，与东方国家的交流、互动不如东方列国之间积极频繁，早期特征因此长期保留下来。进入晚期阶段，秦文化发生跳跃式的巨变。除葬俗没有变化，使用的器物包括青铜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秦国发展较为缓慢，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秦孝公即位后颁发求贤令，变法图强，吸收东方列国的先进文化。战国中期之后，秦文化具有大量东方列国的色彩，青铜器和三晋的铜器相似，与秦早期铜器的发展脉络联系不紧密。秦文化跳跃式的断裂发展发生在商鞅变法后，在东周列国中是独一无二的。

统治权力高度集中，是秦文化制度层面的特色。秦朝推行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及郡县制，是集权主义的反映，与历史上秦人长期处于军事战争状态有直接关系，战争必然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臣民必须绝对服从。

秦文化的开放性在秦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对异国人才的利用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秦立国之初，与戎狄接触最多，对戎狄文化因素的吸收也最多，形成了淳朴的民风和尚武的社会风尚，中原诸国称秦为戎。秦立国后，在农业、青铜器铸造、文字以及礼仪制度等方面，受周文化影响极大。战国之后，秦几经周折，最终接受法家理论，秦文化面貌为之一新。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国君及卿、大夫的世袭地位，均按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秦国君位的承袭不分嫡庶，春秋时期，秦国国君继承通常是兄终弟及，即使到战国时期嫡长子继承制也未形成定制。秦人在西迁东进的过程中，始终以变革图强为目标，不断改革和创新，从而使秦愈来愈强大。

秦最早采用郡县制。县制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其发源地在秦统治下的陇右地区，即今天水市。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邽在今天水市秦州区与清水县一带，冀在今甘谷县，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秦国设县最早的明确记载。此后，秦厉公、孝公、惠文王皆置县，逐步将其制度化。县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地方行政区划的开始，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郡县制，确立了直属于中央的地方行政体制。

畴祭起源于甘肃东部的秦人祭祀祖先神灵的礼俗秦畴，是中国畴文化的起源。畴祭在周代就已经出现。由于原始农业对自然的依赖很大，而主宰风雨雷电的是天。因此，早期的祭祀应为农民祈祷上天保佑、祈求农业丰收的祭奠，是农民的民间活动。至秦襄公（前777～前766）时，畴祭逐渐摆脱了原始的民间农业祭祀性质，发展成为国家的宗教行为。至秦朝建立，已经有西畴、上畴、下畴、鄜畴、密畴、畦畴等六畴，祭祀白、青、黄、炎（赤）四帝。西畴在西垂，即今礼县境内，鸾亭山顶祭祀遗址是西畴的一部分。礼县是秦汉时期的西县，也是秦文化的发祥地。秦畴是中国畴文化的起源，秦人诸畴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畴文化不断成熟的过程。秦汉诸畴中，西畴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秦人的畴祭历史就是中国畴祭文化的早期历史。

秦文化作为我国法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典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秦文化的要素转变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长期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并建立秦邑，秦人称秦由此开始，早期秦人的称谓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名称影响深远。周秦时期，西方民族只知有秦，而不知有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列传》皆称来自中原的人为“秦人”。秦实行书同文、行同伦，引领和构建了中华文化认同意识，文化认同为大一统的国家提供了保障，构建了多元一体、融合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塑造并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秦直道开发利用和保护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直道的修筑始于始皇帝三十五年（前212），“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六国年表》《蒙恬列传》均载：“道九原，通甘泉”或“直抵甘泉”。但据实地考察发现，直道的部分路段如子午岭段沿线早在周朝时期就有人为活动的遗迹，直道沿线与直道周围发现的周代遗址、墓葬，表明周人在子午岭一带生活时间较长，特别是青铜器、车马饰品的出现，表明周人已经使用过这条车道，并在车道上建造有供食宿用的建筑物。由此可见，在秦直道修筑之前，从西周至战国时期，子午岭上已经存在着具有一定规模的车道，成为西周、秦国连结关中与陇东的交通干线。秦始皇时期所修直道是蒙恬利用子午岭车道的固有基础，将其修缮和连贯起来，是对子午岭车道的拓展延伸，成为直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秦直道子午岭段走向

秦直道一半修筑在山头岭上，一半修筑在平原草地，分为子午岭段和草原路段。直道经过今陕西、甘肃、内蒙古的14个县，直至九原郡。直道正式启用以后，从秦骑兵军事指挥中心——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出发，三天三夜即可直抵阴山脚下。汉元鼎三年（前114），司马迁在泰山参加完汉武帝的封禅大典后，即沿着蒙恬修筑的直道返回长安。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工作者多次进行实地调查，秦直道的起讫点及具体走向逐渐澄清，即由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秦林光宫北行，至庆阳境内的子午岭上，循主脉北行，直到定边县南，再东北行，进入鄂尔多斯地区，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南，在昭君坟附近渡过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的秦九原郡治。秦始皇之所以修直道从甘泉直达九原，与北备匈奴的战略构思有关。秦直道全长850千米，其中300千米左右在庆阳市境内。

庆阳境内的秦直道从林光宫北行进入甘泉山，甘泉山为子午岭南端的一个分支。从甘泉山经今旬邑县东的石门关，进入正宁县刘家店，经过黑马湾，沿着陕、甘两省的分界线到达调令关。再北上经石窟、高庄、车皮湾、艾蒿店到达烧锅庄，出正宁县境，正宁县内秦直道全长约70千米。从烧锅庄进入宁县五里墩，经芦邑庄、吊庄、鲁堡、南桂花园、北桂花园、兴隆关、兔蝮岘、七里店到达合水县午亭子，出宁县，全长60千米。直道由午亭子向北，经土桥、槐树原、马连蝮岘、朱家老湾、娘母子湾、油房庄、润水坡岭（洞口）、黄草蝮岘到青龙山。从青龙山起，直道又沿着合水、华池两县的分水岭向西北方向延伸，到达华池县的麻芝蝮岘，经大红庄、墩梁、老爷岭、新庄畔、羊沟畔、黄蒿地畔、深蝮岘、高蝮岘、墩儿山，过打扮梁的雷蝮岘、五里湾、张新庄、田掌，进入陕甘两省交界的丁蝮岘、墩梁达营蝮岘。营蝮岘是直道与长城的重合之处，也是一处交叉的十字路口，从这里沿着长城内侧向西北方向延伸，经营盘梁等地到白硷出长城进入陕西定边县马蝮岘，秦直道在营蝮岘与长城重合长达20千米。之后经内蒙古乌审旗等地，直抵黄河南岸昭君坟，渡黄河到秦九原郡治所。华池境内秦直道长约110千米。在秦直道子午岭段沿线发现调令关遗址等多处重要遗址，两侧发现17个烽墩，虽不能确定全部为秦代所修，但不排除在秦朝基础上修建或增建的可能。

（二）秦直道子午岭段修筑技术

秦直道子午岭段的修筑，受到山形的制约。子午岭山巅宽阔平坦、多风化石易开凿，成路后路基坚实。道路沿山脊修建，居高临下，便于瞭望、防守，增强了军事通道防卫能力，也可避免敌方骑兵偷袭包抄。当时的通信手段主要是烽火，秦直道沿途山丘林立，利用天然小山丘，设置烽火台，不但省工省时，而且路道和烽火台都在山岭之上，可以快速传递信息作攻守准备。秦直道在子午岭上由主脉转入支脉，或者由一个支脉转入另一个支脉，对勘测设计有很高的要求，表明战国末期秦人即掌握了测绘地图的技术。

秦直道子午岭段的地形特殊，其修筑方法因地制宜，主要有夯筑法、削筑法、加宽法、铲平法。秦人修路“厚筑其外，隐以金椎”，即利用铁夯把路基夯实，特别是把路肩夯实，防止雨水冲刷，提高路的强度和车马通过的能力，直道路基能够保存两千多年，且路中没有长出参天大树，说明当时夯土技术的坚实性；司马迁提到秦直道“堑山堙谷”，即直道利用地形，或从峁顶穿越而过，或从坡度陡峭的山峁选其捷径从旁削出六米宽的道路，绕山峁而过。一般在道路外侧挖出壕沟，将土翻向两边，左右形成垄状，既能保证行车的安全，又能排水；在子午岭车道山脊狭窄处，修筑直道时采用就地采集石块将两边加宽、内中垫黄土的办法；在子午岭山脊上较多地段为自然形成的几十米的长梁，秦直道稍加铲平修整即可。

据考古调查，子午岭上的秦直道遗迹大多宽4.5～5米左右。沿线设置严密的军事防御设施，如关隘、烽燧、兵站等，极大地提升了秦中央政府向北方边境输送军队和物资的效率。秦直道是中国古代第一条山区公路，对此后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与烽燧报警制度紧密相连的，是边疆及各地通往京师咸阳的邮驿制度。秦始皇实行“车同轨”，统一了全国车辆的轮距，车辆可以通行全国。秦王朝在各条道路上均修建了大量邮舍、驿站等设施，既保障军队调动，又确保公文、军情的递送。秦时紧急军情文书平均一昼夜可递送500里，使中央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各地尤其是边疆的军情，从而作出相应的行动部署，秦直道的畅通加快了军情文书的投递。

（三）秦直道开发利用和保护

秦直道贯穿庆阳市正宁县、宁县、合水县、华池县的30个乡镇，沿线共发现秦汉时期的宫殿、兵站、关隘、烽燧等遗址351处，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材料、陶器、铜器、铁器、兵器等遗物。1993年3月，庆阳境内部分秦直道遗址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秦直道庆阳段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2014年，庆阳市联合相关部门对境内秦直道遗迹进行普查归档，纳入史册。在秦直道沿线设置保护标志牌，明确保护范围，部分路段聘用文保员进行日常巡查和保护。庆阳市积极探索文旅融合，加强秦直道开发利用。合水县依托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子午岭的自然风光，开发了子午岭金秋旅游观光活动，推出林区景色观光、觅寻古迹等旅游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启动合水县秦直道避暑山庄建设，打造人文与自然景观辉映一体的旅游胜地。2021年10月，秦直道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十四五”专项规划》。2024年11月，庆阳市举办秦直道历史文化价值再定位学术研讨会，深入挖掘秦直道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研究成果，为秦直道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部分成果开始转化为文化产品，出版的相关历史文化书籍和制作的纪录片，增强了秦直道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