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在陇右的崛起

汪受宽

摘  要：秦人于殷后期来到西垂，至武公元年（前697）迁都关中，在陇右奋斗发展390余年。秦人先祖“在西戎，保西垂”，逐步发展，利用周王朝的两次政治危机，由普通士家族，先后被任为附庸、大夫，直到崛起立国被封为诸侯，随之宣示一统理想，并逐步制定了合适的策略，树立强兵尚武意识，发展经济，建立法制，强化对国民的控制，破除旧贵族特权，创立郡县制，建立君主专制政体，终于越来越强，成为天下第一等强国，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建立统一多民族专制皇朝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关键词：秦人；西周；陇右；西垂

郭嵩焘说：“秦之兴僻在夷狄，自孝公创霸而后得与中国盟会，其后乃益昌盛。”认为早期秦人的崛起是在偏僻的夷狄之地陇右。嬴秦族人在陇右的崛起强大与西周的两次政治危机（国人暴动、犬戎之乱）相关。

一、秦仲、秦庄公时（前844至前788）嬴秦开始崛起

非子为王朝养马有功，受封于秦亭（今甘肃清水县城北李崖遗址），为周王附庸。其曾孙秦仲（前844至前822，在位23年）时期，嬴秦开始崛起。《诗经·秦风》的第一篇《车邻》就是歌颂秦仲的诗。诗《序》言：“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说秦仲时，秦人有了很大发展，其标志是君主秦仲也有了车马、礼乐和侍御的享受。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礼乐制度的建立，这不是单纯的讲排场，而是古代国家的基础制度，是秦人从一个仅有习惯法的士阶层之家，发展成了有初步礼乐制度规范的前国家形态。诗云：“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大意是秦地的山坡上漆树、桑树茂盛众多，秦地的川原上栗树、杨树繁华满目。我秦人军力强大，众多由白额骝骊驾御的精美的兵车发出辚辚之声（当时的战争都是车战），臣僚贵族想见国君必须先经寺人（即宦者）通报。见到国君后君臣并坐鼓瑟、鼓簧，引吭高歌，咱们今天要尽兴取乐，试想光阴流逝，总有老去的一天。这首诗说明了秦人迁至陇右后，奋斗了250余年，物质产品开始丰富，君主和贵族有了很丰富的精神和物质享受。嬴秦自中潏在西垂即甘肃东南部一带生息繁衍，占据了极为优越的被称为“天府之国”的优越环境，为秦人后来经过艰苦奋斗，国富兵强准备了条件。正如王夫之分析的那样：“汧渭之交，河山之里，天府之国，民腴而血气充，又恶能尽闭哉？启之此，则闭之彼矣，而抑因乎其时……秦人乘之，遂闭之于情欲，而启之于杀伐，于是其民駤戾复作，忘其慆淫，妇人且将竞焉，秦风所以为天下雄也。”

　　秦仲及其子庄公与西戎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秦本纪》载：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

　　嬴秦来西方的目的是“和诸戎”的，所以长期与戎人和平相处，未见互相攻击的记载。而此时在位的周厉王（前877至前841），任用佞臣，大肆挥霍，连年对外征战，垄断山泽之利，按亩征税，变本加厉地剥夺，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议论。他派巫师监视，杀死议论国政的人，使矛盾更为尖锐。当时王臣邵公即警告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果然，三年以后，愤怒的镐京国民发起暴动，将厉王流放到彘，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朝政，历史上称为“周召共和”（前841至前828年）。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有了明确而且连续不断的记年。当王室混乱之时，戎人乘机造反，西戎竟然灭了在犬丘的嬴秦大骆之族，而严狁也侵犯镐京西鄙。周宣王（前827至前782）即位后，多次派兵讨伐反叛的诸戎，但成效不佳，又以秦仲为大夫，命他率兵攻伐西戎，却被西戎杀死。秦庄公（前821至前788，立44年）五兄弟率领家族兵及周宣王所派七千兵，勠力同心终于破西戎，报了杀父之仇。因破戎之功，周宣王赏给秦庄公其先人大骆的犬丘之地（今甘肃礼县），以其为西垂大夫。至此居住于秦亭的秦人与居住于西犬丘的秦人合二为一，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力量大增。

　　秦不其簋，经学者考证，讲述的就是秦庄公伐西戎的史事。传世不其簋盖，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1980年山东滕州后荆沟墓葬中出土了不其簋器身，其铭文与国博藏不其簋盖的完全相同，二者显然是早年被分开的同一簋的不同部分。簋盖及簋身相同的铭文为152字，李学勤隶定为：

　　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朔方严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擒。余命汝御追于罂，汝以我车宕伐严狁于高陶，汝多折首执讯，戎大同从追汝，汝及戎大敦搏。汝休，弗以我车陷于艰，汝多擒，折首执讯。”伯氏曰：“不其，汝小子，汝肇敏于戎工，锡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不其拜稽手，休，用作朕皇祖公伯、孟姬尊簋，用丐多福，眉寿无疆，永纯灵终，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享。

　　铭文的意思是：在九月初吉的戊申日，伯氏说：“不其，朔方的严狁侵犯我西部地区，受周王之命，我俩率军追击敌军到西垂，我先回去向王献送俘虏。我命令你驾兵车追击敌到罂，你用我的战车与严狁在高陶（今陕西高陵）作战，杀敌与俘获活口。这时，戎人大规模结集来追杀你，你不顾兵车被陷，与优势的敌军进行了殊死的博斗，获得胜利，俘虏了不少敌人，又杀死和抓到活口。”伯氏又说：“不其，你这个年轻人，勇敢作战，战果辉煌，我赐你一把弓和一束矢，五家奴隶，十井耕地，用来为你做事。”不其合手于额拜谢，说：“太好了，我要因此制作祭祀我祖先公伯、孟姬的铜簋，用以祈求更多的福气，万寿无疆，始终纯真，直到永远，子子孙孙永远宝爱并使用于祭祀。”

　　不其簋铭讲述了因朔方猃狁侵犯西俞（即西部地区），受周宣王之命，不其随伯氏三战猃狁获胜之事，一战在西，即秦人都城西垂（犬丘），再战在高陶（今陕西高陵县），三战为追击途中的遭遇战。战后，伯氏赐不其以弓一、矢束、臣（奴隶）五家、田十田，不其遂制作此簋，以记念其皇祖公伯、孟姬，用丐多福，子孙永宝用。制器者不其，“不”为“丕”之原字，大也，用于赞美人或事，“其”系秦庄公之名。据李学勤推断，制器时间约在周宣王八年，亦即秦庄公二年，公元前820年，这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有铭秦器，证实了史书秦庄公伐破西戎从而被封为西垂大夫的记载。当然，该器铭文152字，与我们迄今所见出土之秦襄公及其以前秦器上的铭文仅数字或十数字不同。或许此次秦人有周朝之外史的帮助，方撰成该器铭文。总之从铭文内容看，我们赞同李学勤先生此器为秦庄公时所制作的判断。山东滕州春秋时为卫国地，由之我们或可以猜想，不其簋器身之所以在早期从陇右流落至滕州或许与某支秦贵族自西部归其祖居地有关。

　　二、秦襄公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前770）

　　秦襄公（前777至前766，立12年）是早期秦史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人物。是他在“犬戎之乱”时率兵勤王，护送平王东迁，被封以岐以西地为诸侯，正式建国，完成了嬴秦由士、继而有封邑的附庸、继而有成片封地（三个城邑）的西垂大夫，到有近千里封地的伯爵，与中原诸侯平起平坐的诸侯。

　　秦襄公继位当年，就实行了一个重大的与王室通婚的行动，即以其“女弟缪嬴为丰王妻”。丰王是谁，古代学者曾有争论。梁玉绳《史记志疑》加按语言：“《（史记）评林》曰，周无丰王，闽本作幽王，盖幽、丰（豐）字相近，而又适其时，作幽似矣。然幽王妻申后，何以有缪嬴邪？方氏补正曰，不后而妻，盖夫人、嫔妇之类，时秦僻陋，故史以妻书耳。方氏虽据《曲礼》天子有妻有妾为解，然何以不直言纳女邪！海陵周孝廉广业曰，丰王疑是戎王之号，荐居岐、丰，因称丰王，与亳王一例，非幽王也。上下文周厉王、周宣王、周幽王、周平王皆连周字，知此必非幽王。秦襄公以女弟妻戎王，即郑武公妻胡之计耳。说甚愜。”梁玉绳和后之学人多从周广业说，以丰王为戎人之王，本人却不以为然。当然，西周时，称王的只有周和戎，所以秦女所嫁之丰王必然是二者之一。但当时周与戎及秦与戎的关系都很紧张，从选边站队来说，秦襄公也不会站到杀了自己祖父的戎人一边。况且，丰京是周文王时的都城，周武王时又将都城迁至仅隔一条沣水的镐京，即所谓的宗周，诸王平时驻镐京，亦有时住丰京。所谓卧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鼾睡，作为周王都城的丰京不可能让戎王在此驻札，而称之为丰王，所谓“戎荐居岐、丰”之说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当时在位者为周幽王，秦人与周王朝通婚，必系嫁女于周幽王为妻。此处还有两个问题要讲清，一是文中为何称幽王为丰王，我们找到一个以所居地名称周王的例子，就是周厉王因百姓强烈反对，逃跑或被流放到彘（今山西霍州市），最后死于此地。《竹书纪年》在厉王名胡之下有沈约注云：“居彘，有汾水焉，故又曰汾王。”或许秦人嫁女时，幽王并非驻在镐京，而是住在丰京，故而称幽王为丰王。另一个问题是，《周本纪》中周幽王以申氏为后，另有嬖妃褒姒，其实这并不影响幽王再娶秦女为妻。《礼记·曲礼》言：“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注：“妻八十一御妻。”天子有八十一个御妻，难道还多秦女一人吗！与王室通婚，嫁女于周幽王为妻，对秦人来说是其羽翼丰满的标志，也是周戎矛盾、王朝危机严重时的一次站队，秦襄公这次是站对队了。

　　有人因为幽王废太子宜臼而立褒姒子为嫡，以致太子外公申侯引犬戎发动反乱，就说襄公若嫁妹于幽王就是公开站在了褒姒子及反乱的犬戎一边。这种说法，是忽视了诸史事的时间顺序。请注意，在《竹书纪年》中，周幽王“嬖褒姒”，在王三年（前779），周幽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以为太子”，在王八年（前774），而秦襄公嫁妹于周幽王在王五年（前777）。显然，秦襄公嫁妹时，幽王尚未立褒姒之子为太子，何来在幽王与申侯之间站队的问题？当时，秦只是西垂大夫，他不亲信在位之周王，难道要让他在幽王后、妃之间站队吗？所以，襄公嫁妹于幽王是站对队了。

　　襄公七年（前771）发生了导致西周灭亡的一次重大的事件——“犬戎之乱”。此前，关中地区发生地震、山崩和河水枯竭等灾害，周幽王不仅不抚恤灾民，反而更加奢侈腐化，贪得无厌。幽王宠爱妃子褒姒，竟然决定废去王后申氏及其子太子宜臼，另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申后的父亲申侯极为不满，于是联合犬戎，举兵攻打周幽王，在骊山下杀死幽王，犬戎还殺了王子伯服，掳褒姒而去。天下不可一日无王，于是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在王朝危机的关键时刻，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而且坚定地拥戴太子宜臼。眼看遭受兵火冼劫的关中残破不堪，犬戎又不时前来骚扰。在晋文侯、卫武公、郑武公和秦襄公的武装护卫下，周平王宜臼将都城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平王东迁，东周开始，时在公元前770年。鉴于秦襄公战戎及护卫之功，周平王元年正式封秦襄公为诸侯，且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平王这是开了个空头支票，将被戎人控制的岐山以西地封给秦人。为此，从秦襄公开始用兵收复“封地”，十二年（前766），“伐戎而至岐，卒” 。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被封为诸侯，正式建国。如果说秦人从秦仲（前837至前822）开始崛起，至公元前769年秦襄公正式被周王朝承认成为诸侯，经历了三代50余年时间。

　　秦襄公得封诸侯回到西垂后，“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此事意义，一因《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襄公行天子之礼，宣告了其要取周天子之位而代之的雄心。礼县城西北鸾亭山发现了秦西畤遗址。遗址由山顶的祭祀台和山腰的东西夯土台组成。与《汉旧仪》载“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菜畦，畦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畤”形式相同。畤祭说到底是农耕的祭祀，与秦人之所以称为秦有关。从秦襄公创西畤，中经秦某公所建武畤（今甘肃华亭）、好畤（今陕西乾县东10里好畤村），秦文公建鄜畤（今陕西洛川县东南鄜城村），秦宣公建密畤（今甘肃灵台百里乡），秦灵公建吴阳上、下畤（今甘肃华亭），到秦献公建畦畤（今陕西临潼东北），秦人在前后400余年中，不懈追求，创造和完善了有独自特色的畤祭祀典，成为后来皇帝封禅和都城南北郊礼天地（后称天坛、地坛）的先声。秦始皇称帝后封泰山、禅梁父山用的仍是犬丘西畤祭上帝的旧礼。

　　《诗经·秦风》的颂述对象历来颇多争论，但传为子夏所作《诗序》的其中四首诗《序》，分别称诗系“美襄公也”“美襄公也”“刺襄公也”“戒襄公也”，显然，先儒认为这四首为咏颂秦襄公的诗。

一为《驷驖》，三章共十二句，诗为：

驷驖孔阜，六辔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

奉时辰牡，辰牡孔硕。公曰左之，舍拔则获。

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輶车鸾镳，载猃歇骄。

叙述襄公驾着四马六辔的豪华战车到野外进行狩猎的事，赞美始封诸侯后的襄公善射及园囿之乐。

　　二为《小戎》，三章共三十句，诗为：

　　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

　　俴驷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镂膺。交韔二弓，竹闭绲縢。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

　　赞美襄公率精良的兵车及兵器征讨西戎，经国君长期教化的参战君子服从指挥、勇敢作战，留守板屋的妇人思念君子，为其自豪。

　　三为《兼葭》，三章共二十四句，诗为：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据说诗作者为原周之贤人，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遡洄从之，道阻且长”以露谕仁，以霜谕义，前进的道路很长而且会有许多险阻，以讥刺襄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

　　四为《终南》，二章共十二句，诗为：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

　　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

　　襄公来到封赐给他的原周之王畿之地，面色红润、仪貌尊严，身着诸侯章服的黻衣绣裳，佩着发出将将声的宝玉，一定能寿命永长。

　　一位诸侯国君，在《诗经》中竟然有四首赞美诗，可见秦襄公在秦史和周史上的地位。这些诗中，反复赞扬秦襄公，驾上华美战车进行狩猎或出征，指挥若定，随从者举止划一，留家者为其自豪，终于满载获胜而归的情景，刻画了一位受到臣僚和国人爱戴拥护的军事统帅的形象。原周民的讥讽，反而证实了秦襄公对周礼核心——仁义的蔑视和开创秦以武力争取称王的决心。《诗经·秦风·无衣》文为：“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脩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脩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脩我甲兵，与子偕行。”据说这是讥刺秦康公的诗，但诗文却是以某秦君“与子同袍”“与子同仇”“与子同泽”“与子偕作”“与子同裳”“与子同偕”来反讽康公的，那么反过来却可以看成此诗是从正面肯定秦襄公等秦君与官兵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地为国征战的积极进取精神。

　　北宋太宗时发现了一尊秦襄公鼎。宋金履祥《通鉴前编》卷9载：“（周平王）五年，秦襄公伐戎，至岐薨，子嗣，是为文公。”自注：“太宗时，秦襄公冢坏，得铜鼎，状方而四足，铭曰‘大王迁洛，岐丰锡公，秦之幽宫，鼎藏于中。”铭文前八字叙述了周平王东迁，将岐丰以西地赐予襄公，嬴秦遂成诸侯的史实，证明《史记》相关记载的可靠性。后八字言铸鼎以记秦受封事，且藏之于幽宫之中，说明铸鼎时间在秦襄公下葬之前，即秦襄公去世的公元前766年之前。《秦始皇本纪》引《秦纪》载，襄公“葬西垂”。此鼎发现于秦襄公冡中，说明宋朝人已经明确秦襄公墓所在的西垂，就是今甘肃礼县。

　　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联合考古队对礼县永坪乡大堡子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钻探面积159.9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址699处，包括城址面积约150万平方米，一处5万余平米的居址，长100米、宽16.4米的21号大型府库类建筑基址，400余座墓葬等。其乐器坑出土了3件青铜镈、8件甬钟、10件石磬，最大镈的鼓部铸有铭文“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镈，乃音鏽鏽灉灉，秦子畯在位，眉寿万年无疆”11等28字，铁定了秦早期都邑位于今礼县境内。分别长115米和88米的两座中字形国君级大墓，出土了“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用鼎”“秦公作宝簋”等春秋早期用礼器、12乘车的车马坑，很可能是襄公之墓，也有人认为是文公或宪公之墓，证实了《秦本纪》记载的真实性。据赵化成、王辉统计，大堡子山被盗秦公大墓流散文物以青铜器为大宗，且多有铭文，依器型和纹饰分类，有完整的秦公鼎10件、秦公簋9件、交龙纹方壶4件、窃曲纹匜1件、垂鳞纹鍑1件、秦式镈4件、秦公甬钟4件。受封为诸侯的秦襄公气象确实不凡。

　　秦襄公历史中还有所谓“襄公二年徙都汧”的问题要辩论清楚。《史记正义》襄公二年文下言：“《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秦汧城在今陕西陇县东南3里。有人据此称，秦人自襄公二年（前776）起离开居住了几百年的西垂，迁到汧城，以其为都城。其实秦人所撰史书《秦纪》中，一再标明秦诸君的居地和葬地，如襄公“为西畤，葬西垂”，文公“居西垂宫，葬西垂”，宪公“居西新邑，死葬衙”，出子“居西陵（或作西陂），葬衙”。据研究，西畤、西垂宫、西新邑、衙、西陵都在今礼县境内。从史料学的角度说，我们更应该相信《秦纪》的说法。显然直到秦出子末的公元前698年，秦君都以西垂为都城，在陇山以西，没有迁到陇山以东。当然，在陇山之东建城邑作为离宫或东进据点是有的，但绝不能说襄公迁都于汧城。

　   三、秦文公全面强化国家机器

　　秦文公（前765至前716，立50年）继承和发展了襄公的事业。他首先致力于收复被戎人占据着的周平王给其先君的封地，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就是作东伐的试探，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年，初为鄜畤。非子牧马在汧渭之间，即陇山及其以西一带，现在文公说成是在汧渭之会，则已在向东延伸到汧水汇入渭水的今陕西宝鸡境内。据《史记正义》，文公在汧渭之会所建邑在郿，今陕西眉县东十五里渭河北岸。鄜畤建在鄜，今陕西洛川县东南鄜城村。就是一步步在陇山之东设立了几个据点。鄜畤极具战略地位，它位置偏东北，而不在郿之正东，可能秦文公在暂时规避戎的主力，而采取了截其退路的策略。终于，十六年（前750）“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竹书纪年》言，平王十八年（前753）“秦文公大败戎师于岐，来归岐东之田”。年代记载虽然有别，但史实却是完全一致的，就是秦文公在岐地与戎人决战获胜，收复了关中之地，且将岐以东地献给东周王室。这样，秦国两代君主花费了21年时间，终于正式拥有了周王封给的全部土地和人民，自此以后，秦国的自由民不仅是嬴秦之民，又有了周之余民。

　　司马迁说：“秦起襄公，章于文、穆。”将秦文公视为使秦国势力强大的重要人物。其强大的标志有以下五方面：

　　一是将收复的岐以东地献给周平王，以解除王室和东方诸侯的疑虑，争取到更多秦国发展的时间。

　　二是在关中建鄜畤，《史记·封禅书》称，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宜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进一步神化了秦嬴得天命的无上地位。

　　三是十三年（前753）“初有史以纪事”，就是设置史官，开始记录秦国的历史，其历代记载的成果，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所录的《秦纪》。上文说到给秦文公顾问的史敦，或许是秦国的第一位史官。司马迁言：“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作为史书“不载年月”确实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如果考虑到《尚书》诸篇亦无年代的记载，则《秦纪》不记年月也不必苛责。《穀梁传》宣公十五年总结《春秋》书“日月时例”称：“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或许，《秦纪》不载日月的书法有西部戎狄的影响。司马迁说《秦纪》“其文略不具”，不知说的是略其年月，还是略其史实，若为后者，我们似乎也不必过于责备，因为它毕竟是中国史学史上的第一部诸侯国史，简陋一点无可厚非。要知道，鲁国史书《春秋》开始记史是公元前722年，比《秦纪》开始记史的秦文公十三年（前753）要迟32年。况且《春秋》也是记事极简，其书叙述242年历史总共只用了16572字，平均每年68字，岂不也是“其文略不具”吗？秦人记史的作用，是宣扬秦君的功绩，神化嬴秦正统的地位，以教化民众拥戴之，秦文公似乎达到了这一目的，所以《秦本纪》在“初有史以纪事”后即言“民多化者”。

　　四是得陈宝和伐南山大梓、丰水大牛。一为乞求称霸，二为乞求战无不胜。前者为十九年（前747）事，据晋《太康地志》，所谓陈宝实际上是男女二神，以童子的面貌出现于陈仓县（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据说，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陈仓人就争相追逐，二童子变成了雉，即野鸡，其中雌雉飞到陈仓北阪上，化为石。秦文公知道后，就在山上设庙祭祀陈宝。唐德宗时因此典故将地名改为宝鸡。后者为二十七年（739）事，据晋宋之际《录异传》，雍南山有大梓神树，文公派人伐树，就会有大风雨，有人在山中听到鬼对梓树神说：“秦假如让人披着头发，用朱丝绕树再砍伐，你能不断吗？”梓树神无语。秦文公听到此话，用朱丝缠绕后果然将梓树伐断，有一青牛从断树中跑出，走入丰水中。后来青牛又从水中走出，秦文公派骑兵袭击牛，无法获胜。有一骑兵从马上掉下来，头发散了，神牛畏惧，潜入丰水中不再出来。秦人于是在旗帜杆头用髦（牦牛尾）装饰，以求战无不胜。

　　五是“法初有三族之罪”。这是秦文公强化对国人统治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设家族连坐之法，若某人犯罪，将连带处罚其父族、母族和妻族（或谓父母、兄弟及妻、儿子三代）的所有人。《尚书·泰誓》中，周武王历数商纣的罪恶，就有“敢行暴虐，罪人以族”，郑注云：“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滥。”《正义》言：“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谓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经》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当世也，子孙后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滥。”《尚书正义》的这一段话，是对刑及三族的最好解释，显然，在古人看来，三族之罪是非常酷虐过分的处罚。在先秦史上，血腥的族罪只有殷纣及秦国有，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由之，我们可以想到秦先祖飞廉、恶来对殷纣王倒行逆施的全力支持；更能认识到秦文公之所以明确宣布使用殷纣之法刑及三族，是为了更严格地控制其国人。被王辉等人定为秦武公时所铸1919/1917年在礼县庙山出土的秦公簋铭文中，有“睿敷明刑，万民是敕”句，意为我要圣明地颁布法律，训诫万千民众，显然这是武公坚决贯彻其祖文公法制思想的决心，再经过秦孝公变法对秦法制的细化和强化，从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秦国实行法家路线来统治国家，以严刑峻法控制国人，导致秦二世而亡的原始基因。

　　秦文公的太子竫公先卒，孙子继位，为宁公（又作宪公，前715至前704，在位12年）。宁公所做最大的事就是经过反复作战，终于夺取了荡社（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或三原县西南），灭了荡国。据说荡邑是西戎之君亳王的都邑，亳王战败以后就逃到戎地去了，秦关中占领区的一大敌对势力被驱赶。

　　秦宁公有三个儿子，长子武公立为太子，次子德公，末子出子。宁公死后，权臣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或写作参父）合起来发动政变，废除太子，立其弟5岁的出子为国君。六年以后，三父等人又找人杀了出子，立太子武公为国君。

　　四、秦武公迁都平阳，创县制君主集权，铸簋铭宣示统一决心

　　秦国历史上将其都城从西犬丘（今甘肃礼县）迁到关中平阳（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的是秦武公（前697至前678，在位20年）。《秦纪》中说：“武公享国二十年，居平阳封宫，葬宣阳聚东南。”《秦本纪》载：“武公元年，伐彭戏，至于华山下，居平阳封宫。”“二十年，葬雍平阳。”则其迁都平阳的时间是公元前697年。迁都平阳的原因显然与这一年武公伐彭戏相关。我们知道，秦襄公时只是被封以岐以西地，其后诸秦公不断地向东攻城略地，到武公元年已经打到了位于关中平原东北侧的彭戏（今陕西白水县东北南彭衙村），还南行至华山脚下，要知道该二地再往东就是强大的晋国，显然到武公时，秦人已经看到在时机成熟时向东发展吞并东方诸国的曙光。在这种情况下，秦都仍在陇右，要到东方作战，必须首先翻越道路崎岖、关山重重的西秦岭和陇山，才能到达关中平原西侧，再走过八百里秦川，人疲马乏，粮粖耗尽，还能有多大战斗力呢？在此情况下，将都城从陇右迁往关中就成为秦人的必然选择。当然，迁都更与秦武公要摆脱三父等权臣的控制，以便清除旧势力有关。果然，武公“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杀出子也”。秦武公元年（前697）迁都关中平阳，实现了秦都地域的转移，迈开了统一的步伐，是重大的历史性跨越。

　　嬴秦人从戎胥轩来西部驻守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约前1112），至武公元年（前697）迁回关中，共历17位首领/君主，合计逾400年。从中潏来西垂/西犬丘（今甘肃礼县）（约前1088），至武公元年（前69）迁离西垂至关中，共历16位首领/君主，合计约392年。

　　秦武公虽然迁离犬丘，却关注其东进基地的建设，故而他创设县制先从陇右开始。《秦本纪》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邽（今甘肃天水秦州区）原为邽戎地，冀（今甘肃甘谷县西境）原为冀戎地，二地皆在秦都犬丘附近，秦人与二戎数百年相邻，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冲突，现在武公将秦都迁往平阳，后方相对空虚，或许二戎有异动。武公十年（前688），遂挥兵西返，讨伐二戎，在二戎地设置由国君直接委任官吏管理的县，以保证其后方基地的安全，更是其明确取消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加强君主对地方控制的开始，为秦后来建立的一统专制皇朝地方管理制度郡县制的源头。

　　秦首创县制的说法曾受到挑战。学界有人认为，《左传》记载公元前690年前后，楚武王、楚文王灭了权、申、息等小国后，便开始置县，是中国县制的开始。然而，查《左传》庄公十八年载：“初，楚武王（前740至前690）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说楚灭权后在当地置尹官进行管理。按《说文解字》：“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简单说，尹就是政府中主管之官，楚国有令尹、亚尹、王尹、陵尹、寝尹、右尹、乐尹、玉尹、县尹、郊尹等职官，斗缗所任是否县尹，并无明文，似不宜断定权为楚国最早设置的县。文献中最早说到楚国设县的是子谷，鲁哀公十七年，子谷语楚惠王：“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据《左传》言，鲁庄公六年（前688）“楚文王灭申”。鲁庄公十四年（前680），“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很明显，楚国实行县制是在楚文王时，而非楚武王时，最早是在申、息二地设县，而且是彭仲爽任楚令尹时所为。彭仲爽系申国俘虏，他不可能在被俘后立即被任命为令尹这样的高官，所以楚县制的实行只能是在公元前680年灭息以后，再与其前所灭申一起设县。故而，秦武公首创县制是无可怀疑的。

　　设县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原来，周朝地方管理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制之上的封邦建国制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土地和人民都是周天子的，周王对亲属和臣僚进行分封而为诸侯、上卿，诸侯、上卿再层层往下分封而为下卿、大夫、士，让他们各自拥有分封所得的大小不等的土地，在封域内以都（邑）、鄙的设置，进行家族式的统治，世代继承，世卿世禄。土地和民人是财富的来源，拥有更多财富的愿望，促使诸侯、卿、大夫和士对外以武力或和平的手段，去兼并他国、他人的土地和民人，春秋、战国诸侯间反复攻伐相互兼并，就是商周封建制度必然造成的后果。县制则是对血缘宗法、世卿世禄制度的一次革命，其官员由天子/国君直接任命和考核，不能继承，大家族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权，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減轻了封建割据造成的战争不休的风险，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为什么在诸侯国中秦人首先形成君主集权，梁云有过分析。他说秦人长期生活于诸戎之间，“军事化生活浸染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它造就了彻底的君主集权，一国之君成为无可争议的全国武装领袖”。应该说这只是其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秦人本来就是以军事力量被殷王派到西北来的，而军队是用来打仗的，全军对首长命令的绝对服从是战争胜利的前提，故而在秦人眼里，其君主的威权是不能挑战的，长期以往，各种权力都会集中到君主手中，君主集权就自然形成了。随着其疆域的扩大，在县之上又设置了郡，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设置的以狄道（今甘肃临洮）为治所的陇西郡，就是秦国第一个统县的郡。这种彻底推翻封建制的郡县制为秦国首创，并在秦国推行，增强了秦的力量。在秦灭六国后，有大臣建议秦始皇应该对诸子进行分封，廷尉李斯反对道：“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从保证皇朝安定统一的角度，坚决否定分封制，充分肯定郡县制度的优越性。郡县制度，比起原来的血缘封建制度来说，无疑是进步的。从而，秦始皇作为巩固统一的措施之一，将郡县制推向全国。秦朝虽然因其严刑峻法的统治手段至二世而亡，但其所创设的以县为一级行政单位的管理制度却在历史上延续了2000多年，不能不说秦武公县制的创立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举措。

　　秦武公留给嬴秦人最大的政治遗产，是其《秦公簋铭》对其12位先公事迹的追述，及所展示的大一统思想和制定的实现大一统措施。

　　1917或1919年，在今礼县红河镇王家东台庙山出土一批青铜器，其中之一的秦公簋（敦）不久出现于兰州南关商肆，被时任甘肃督军张广建所得并携回天津，学者王国维鉴定后，于1923年8月撰《秦公敦跋》，判定此簋与宋时发现的昭和钟应是秦德公徙雍（前677）后所制，据敦盖和敦身秦汉间所凿字判断，此敦在秦汉时仍在西县（今礼县）作秦先公的祭祀礼器，从而成为证明秦人先祖曾以西垂为都城的实物证据。

　　宋代著录的《秦昭和（盄龢）钟》的铭文与此秦公簋铭文大体相同，或为同一秦公所铸。二器中“奄有下国，十有二公”“十有二公，在帝之坯”铭文，为学者推断其铸器时间提供了标的，即秦十二公以后的某位秦公，但学者对铸器者所称之十二公之首公为谁认识不一，故对二器的制作时间产生了多种说法。李零、王辉等人言，在武公（前697至前678）时，王国维言在德公徙雍（前677）以后，宋杨南仲言为成公（前663至前660）时，罗振玉言为穆公（前659至前621）时，宋欧阳修言为共公（前608至前604）或景公时，容庚、祝中熹认为是桓公（前603至前577）时，郭沬若赞同宋杨南仲、欧阳修说是景公（前576至前537）时。各位前贤对二器铸造时间的考证，本人原不应置喙。但若从造父被周穆王封于赵城赐以赵姓算起，我认为极有道理。因为任何一个姓族追述其先祖往往是从其可以比附的一位历史名人开始，若如襄公西畤一样追述至少昊，似乎太远，而且中间有多代缺失，至于嬴秦族费昌以后在殷时“多显，遂为诸侯”，却因殷末飞廉、恶来之助纣为虐，抗拒周武王征伐，留下了千古恶名，也不宜追寻显颂。入周以后，嬴秦之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作为恶来之后居秦邑的非子，也“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显然，造父是嬴秦人在周时的第一次高光时刻。陇右嬴秦从造父同辈太几起，经大骆、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襄公、文公、竫（静）公、宁（宪）公、出公，正好是十二公，武公又是不久前刚从陇右迁出，与陇右的联系十分紧密，故而断定武公时铸成秦公簋、秦公钟是正确的判断。

　　秦公簋铭文，人各隶定不同，谨参照祝中熹、李永平所定如下：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有二公，在帝之坯，严龚寅天命，保厥秦，虩事蛮夏。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睿敷明刑，万民是敕。

　　咸畜胤士，趫趫文武，镇静不廷，虔敬朕祀。作盄宗彝，以邵皇祖，其严禦格。以受纯鲁多鳌，眉寿无疆。畯疐在天，高弘有庆，竈囿四方。宜。

　　铭文是制器者秦武公真实思想的表现，是我们研究早期秦君的行为、思想和观点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秦公簋铭》总结了其先祖的巨大历史功绩，展示了秦武公的大一统思想及其从先君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实现大一统的措施。

　　第一，铭文中“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畯疐在天，高弘有庆，竈囿四方”等语，说秦人接受老天的命令，遵循大禹的足迹，在先祖的保佑下，为民立极，弘光福庆，拥有天下四方的国土，显示了秦人要统一天下的思想。三代文献中很少出现“受天命”一词，因为它的意思是其人接受了老天的授权，去统治天下之人，也就是做一统天下的帝王天子。本来秦人来西垂只是奉殷王之命“和诸戎”，到襄公被周王封为诸侯，感觉羽翼已丰，于是在其都邑西畤祭上帝，就是举行了只有天子才有权的祭祀上帝的活动，已经有了受天命一统天下的愿景。又过了几代，秦武公明确提出秦受天命“竈囿四方”，拥有天下四方的领土，成为大禹以后从西方走出的又一位天子。

　　第二，制定了秦实现一统天下的步骤措施。首先是“穆穆帅秉明德”，秉持和严守大德，保守秦已经取得的天命，不能丧失远大抱负；其次是“睿敷明刑，万民是敕”，明确地颁布法律，训诫万千民众；其三是“虔敬朕祀”，虔心诚敬地祭祀先祖，获得先祖神灵的佑护；其四是“保厥秦，虩事蛮夏”，诚挚恭谨配天命而行，确保治秦大业，审慎地对待羌戎和华夏列国；其五是“咸畜胤士，趫趫文武，镇静不廷”，致力于培育好我嬴秦子孙，要文才勇武兼能，以镇慑那些不服从我大秦的邦国部族，迫使天下各国都成为大秦的顺民。

　　1978年1月，陕西宝鸡县杨家沟公社太公庙大队窖穴中出土8件铜器，其中5件钟上的铭文联为一篇，共135字，包括重文4字，合文1字，隶定如下：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或（国）。刺刺（烈烈）邵（昭）文公、静公、宪公不豙（墜）于上，邵合（答）皇天，以虩事（使）

（蛮）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又心。盩（戾，定也）龢胤土，咸畜左右，趫趫允义，冀受德明，以康奠协朕或（国），(羨，服也)百，具即其服，乍氒（又）龢钟，灵音锗锗雝雝，以匽（晏，安也）皇公，以受大福，屯鲁多釐，大寿万年，秦公（其）畯（长也）（极，长也）在位，膺受大命，眉寿无疆，匍（抚也）有四方，（其）康宝。

　　由于铭文中明确地提及文公、静公和宪公，则器主应为秦武公。铭文内容与宋昭和钟，1917或1919年秦公簋大半相同，亦可为秦武公确定大一统思想及实现大一统措施的明证。

　  五、结语

　　随着秦国力的日益增强，武公之后秦国又多次在关中向东迁都，先是秦德公元年（前677）迁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南三里豆腐村），继是秦灵公（前424至前415）迁泾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再是秦献公二年（前383）迁栎阳（今陕西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古城村），秦孝公十三年（前349）定都咸阳，到秦庄襄王，总共经历了25位君主。其间最有影响的是春秋时的秦穆公霸西戎和战国时的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终于使秦的国力超过其他六国的总和，从而成就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皇权专制的国家，实现了其自襄公以来的诸先祖取周之位而代为天子的梦想，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以下为对秦人崛起历史的几点认识：

　　其一，从南佐遗址、马家窑中期青铜器、伏羲女娲黄帝传说，殷人开疆陇右、周先祖在陇东数百年奠定大业，再到秦人在陇右的崛起，都证明了甘肃在中华文明初起和前期发展中的突出地位。

　　其二，在陇右的秦人，面对基于血缘宗法基础上的封邦建国制度没落，探索创立了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专制主义集权制度，是推动古代历史从上古向中古转变的传大创举。

　　其三，秦人在陇右因势而为，其治国理念和实践，受到荀子的肯定和赞扬，成为法家思想的源泉，韩非集大成的法家思想主要是对秦人治国政策的总结和升华。

　　其四，秦统一六国，建立统一多民族的皇权专制皇朝，结束了春秋战国长期的战乱，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举动，其功甚伟。据统计，春秋战国近500年间，大小战争710多起，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贾谊《过秦论》言：“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其五，不能因秦二世而亡就否定秦灭六国、建立统一多民族皇权专制政体的功绩。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主要是其将夺取政权的暴虐政策用于建国后实行残暴专制及繁苛徭役统治。汉承秦制，只是对秦朝最极端的专制手法进行了一些修改，增加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作为专制的遮羞布，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原文刊于《丝绸之路》2024年第4期5-17页，已略去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