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兰

在区委部门工作的几年里，每天进出于“红门”，穿梭于陇南书院与家之间，由于忙碌，加之对陇南书院的历史了解甚少，除感觉有点“衙门”的庄严外，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喜欢绿色，能让我每天多看一眼的就是那满院围墙上的“爬山虎”春天发芽、夏天茂密、秋天叶子一片一片变红......后来到了地方志办公室工作，由于工作性质变化，我对陇南书院有了大概了解，当再行走于青砖黛瓦间时，我就会放慢脚步，仔细端详这座曾经见证了晚清科举制度、延续陇南文脉、承载着秦州文化历史的书院。

陇南书院位于民主西路30号的繁华市区,坐北向南，原建筑群占地约5100平方米，共有房舍700余间，平面呈长方形，自南而北依次有院门、斋房、重门、内院、讲堂、中院、后院等。原建筑群临街3间为大门，门内西房3间住山长，北一砖门，门内斋房东西共6间，东一院3间北厅为监院监课处，西第三院为监院住所。其余4院为生徒居所，共40余间。门楣有董文焕题“含英”“茹实”“研经”“敷文”等横额。斋院北有东屋3间，内院又北为重门，门内西方1间，北坐讲堂。讲堂后有东、西斋房各3间，北为掌院住所，北厅3间供至圣文昌魁星，东配耳房1间，西配耳房2间。讲堂东门穿夹道而北有东房2间，又北有西门，门内有东、西房各2间，再北大门一间，门内有东西房各5间，北房5间，东耳房一间。后小院（即龙槐院）有东西房各2间。

同治十一年（1872年），山西洪洞籍著名文学家、时任巩秦阶兵备道道台董文焕（字尧章，山西洪洞人）与秦州知州黄翥先多方筹募资金，选道台衙门西边的丰裕仓为院址兴建书院，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正式建成，取名陇南书院。清末陇南书院解散后院址被陇南师范初级学堂占用，民国时期又在院址上开办甘肃省立天水中学，解放后用作天水市、秦州区政府办公。

书院建成后，董文焕邀请辞官还乡的秦州进士任其昌为书院首任山长。任其昌(1830—1900)，字士言，清秦州西路（今秦岭镇任家大庄）人，后移居秦州伏羲路南巷子（今士言巷）。幼年丧父，“家贫粗极不继”，但他“年少聪慧，嗜读不掇”，清咸丰八年（1858年）考中举人，同治四年(公元1866)中乙丑科前甲进士，授户部候补主事。同治五年奉母入京，那时，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腐朽的晚清时代，内患外忧、世态炎凉的现实使得任其昌毅然放弃仕途，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告假归里”，奉母回到家乡，从此开始了他达三十年“躬行为本”的教学生涯。

任其昌一生痴情教育,在教学上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以坚韧和仁爱，开始了他在秦陇大地上孜孜不倦的教坛生涯,由于他的师德风范与人格魅力影响，已遭毁败的陇东南教育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秦州的学风文气也为之一变，在他门下受业者约有千人，其中掇进士弟及中举者八九十人，有名者如清光绪时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刘永亨、礼部主事丁秉乾、回族名翰林哈锐、刑部主事杨润身等人，故其被人誉为“陇南文宗”，陇南书院也成为当时甘肃境内最有声望的优秀学府。任其昌在教学上贡献突出，著有《八代文钞》《史臆》《史评》《三礼会通》(未完稿)、《敦素堂文集》(八卷)、《秦州新志》(与王权合纂)、《蒲城县志》《郭素堂诗集》(八卷)、《静庵诗抄》等。“天资高近，博闻强识”，“覃精三礼之学，尤长于考订史实”(《清史稿》)，则是对他作为学者和诗人的一生的评价和肯定。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其昌去世后，其长子任承允继任山长。任承允（1864--1934），字文卿，任其昌长子。由于受家庭熏陶，年轻时就以文名为时人所称道，应聘主讲陕西宁羌州（今宁强县）书院，深受士人尊敬。光绪乙末（1894年）科进士，授内阁中书，数年后调禄米仓侯补，继补监督一职。父亲去世后，回家服孝。一年后，被州里聘为陇南书院主讲，人称小山长，著有《桐自生斋诗文集》《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

陇南书院以“不以仕进，不尚虚荣，不慕名利。唯德是举，唯学是重，唯才是真。”为办学宗旨。这种培养人才的办学理念，对于现代教育仍然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1958年，陇南书院的院门进行过移建，斋院砖门拆除。其余建筑保存完好。之后由于在院内修建办公楼，便将龙槐树院等建筑物拆除。1990年，秦城区人民政府公布陇南书院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天水市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天水市中心城区，秦州区委、区政府进一步加大文物古迹保护力度，陇南书院列为重要保护建筑，全面启动了维修保护工程。

2015年，区委、区政府决定对在陇南书院办公的部门单位进行搬迁，我们单位也从书院搬了出来，虽然不常进入，但有时下班会有意进去走走，漫步于幽静的小路，感受古槐，古院的文化气息，仿佛依稀有琅琅的读书声......

愿陇南书院依旧静好，为秦州这座古老美丽的城市增添一份书香与幽静。

                                                （作者系秦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