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成

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中县制的出现，可以上溯到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据文献记载，最早设县的是楚人和秦人。

当初的“县”制，正如顾炎武所言“春秋之世，灭人之国，固已为县矣。”（《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二），显然是诸侯大国兼并掠土的产物，故具有军事慑守之突出特性，且在距内畿边远的疆域设置，而“县”字具有“悬、系”（可见《说文》等）本义，故被采而以其命名之。所以，此时之县，不啻义蕴为悬于内畿国门之外的偏重军事镇守的据点！且并非常设定制，只是后来，才逐渐推广到内部之地，其行政性化遂尔强化！

另，最初所设之县要比郡大。《左传·哀公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下注曰：“《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自洛千里百县，县方百里，畀有四郡，郡方五十里。”（见今《逸周书·作雒解》第四十八）此为确证。县之设，淡化了卿士大夫采邑之家族割据，其畿土之域直由王室掌控，冲破了传统的封建世袭藩篱，无疑是我国传统行政体制革新的一次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飞跃！

殆至秦统一天下后，方才正式确立郡县制，县，于是成为隶属于郡之下的地方行政建制单位。此后历经数千年，尽管地方行政体制建构屡为变更，但是“县”这一机构在不断充实完善、求新发展中连同其名称一直延用至今。

天水，这座陇上历史文化名城，其能域内设置县制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仅列主要文献记载于下：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所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裴骃《集解》曰：“駟按：《地理志》陇西有上邽县，应劭曰即邽戎邑；冀县属天水郡。”。

班固《汉书·地理志》：“上邽，师古注：应劭曰“《史记》故邽戎邑也。’”（该书卷28)；王先谦《汉书补注》：上邽“秦伐邽戎以为县。”、冀“旧冀戎地，秦武公伐而县之。”（转引自《汉书地理志汇释》）

司马彪《后汉书·郡国志》：“冀，刘昭注曰“《史记》曰“秦武公伐冀戎，县。’”（该书卷23);

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上邽，故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其水北迳冀县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县之。”（该书卷17）

李德裕《元和郡县图志》：“上邽，本邦邽地，秦伐邽戎而置县焉。”；“冀，本冀戎地，秦伐冀戎而置县焉。”（该书卷39）

杜佑《通典·州郡四》：“上邽县，本邽戎地，秦伐邽戎而置县焉。”；“伏羌，本冀戎地，秦伐冀戎而置县焉。”（该书卷174）。伏羌，即今甘谷县。

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余按【史记】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邽鄞城，古邽戎邑，秦武公十年，伐邽戎置县。”；“伏羌县，古冀戎地，秦武公十年置县。”（该书卷59）

据上，显见邽戎地设为邽县、冀戎地设为冀县，其事确凿；时间是秦武公十年、即公元前688年，时点清晰！虽然于今二县确址待考，但可足证断定，邽县在今天水秦州区辖境，冀县在今天水甘谷县辖境，也就是说：秦武公所置之上邽、冀两县其故址均在今甘肃天水市辖境！如此结论，当是历代文献之共载、史家之共识，实为千载不二之定论！！

邽县后来改称上邽县。其因皆由，秦武公锐意扩土东进，于前687年，“初县杜郑”（今陕西咸阳一带），不久，又迁徙部分邽戎移民于今陕西咸阳以东、渭水北岸，再设邽县，此即下邽，与前设邽县东西上下遥相对应，原设的天水邽戎地之邽县遂称为上邽。

上邽县在北魏时，因避魏道武帝拓跋珪之讳，曾一度改称上封。到隋大业初年，遂又恢复了上邽原称。

上邽秦属陇西郡，汉属天水郡，唐属秦州，北宋遂撤县并人成纪县。

至于“县”制初设之“原创始权”究竟应归属于楚人、还是秦人呢？！历来仅略有岐义，其因，皆由于对传存历史资料的取邽和认同之差异，有主楚人之说，有主秦人之说，如此而已！

缘于此，何妨再行赘录一下仅为传世的文献资

料，爬疏推敲，比对辨析，以察究竟。

（一)楚人最早设县文献记载（仅择相关三则，其它楚人设县稍晚的记载，未录）：

（1）《左传·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鬬緡尹之，以叛，因而杀之，使閻敖尹之。”，东汉·刘熙《释名》遂曰：“楚武王灭权，置县。”（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第二）。权国约今湖北当阳，楚武王熊通当为前740年一前690年在位，果如是，则楚人设县当在其时段，最晚必在前690年或其前，此当是开启设置县制之初始！鬬緡则为历史上名见经传的首位县太爷（尹）了。

（2）《左传·莊公六年》：“冬齐人来归卫宝。……楚文王伐申过邓。…还年，楚子伐邓。”

（3）《左传·哀公十七年》所载“子毂曰：……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西晋·杜预注曰：“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鲁哀公十七年为前479年，距其事已近十年尔后，何以方才借子毂日追述置县之为呢？!

现对楚人设县资料略作评析：

首先，楚武王熊通代权一事。《左传》并未记载于事发之当年，仅为鲁庄公十八年（前677）时人的追述之辞，故确年历来无考。追述辞语中也未提及设县而仅提及设“尹”之事，于是，有学人、如史学大家顾颉刚曾解曰：“在这段文字虽没有说明灭权为县，但设置尹官，和此后楚县尹一样，则实是建立权县的证明。”（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顾氏认定“尹”即是县的长官：县尹，进而反推之：既后来之设“尹”之地必然业经“置县”，则前时设“尹”之地必为县。如此倒逼之推，失之周延，实难苟同！孰不知，春秋时楚国长官多称“尹”未必是“县”官的专属称谓，也就是说其地设“尹”，尤其当“县制”初始期，该地是否设县未有确证，即以其后之制为断，以此后楚县之长称“尹”而为此前设县之证，略显乏力，断难释疑！

况且如此新生事物，却未被“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所采而不载于《史记·楚世家》；此后，博学的晋人杜预在其《春秋经传集解》一书的此条下，也未加注设县之举！是二公的失忽遗漏呢？还是严谨不苟呢？或是取向认同呢？！实给后世学人留下了探究的空间！

其次，楚文王熊货伐申设县一事。鲁庄公六年是前689年，此则前有“冬”后又书“还年”之记，故灭申之进行和完成主要时段，定非其年。司马迁《史记·楚世家》：楚“文王二年，伐申过邓”。楚文王二年，即前688年，太史公之断至确！注意，无论《左传·庄公六年》之记，或是杜预《经解》该条下，还是《史记楚世家》之记，恰又均未提置县之事，令人深思！

再者，《左传·哀公十七年》条载之事，伐申、息事在庄公时，灭申在前688年，灭息在前681年，而哀公十七年即479年，何以距其事发生二百多年之后，方才于此借“子毂曰”云云追述楚人置县之举呢？！杜预也方才于此追注曰：“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呢？！显然，《左传》文辞未书置县事，杜注则不额外加注，《左传》书之，则杜预贴靠为注，但对楚武王克权是否置县?杜预并未跟进东汉·刘熙《释名》之言，依然缄口阙如！而杜预却于此条哀公之注文中表示出自己的认定和倾向：灭申、息即为楚人置县之始！这正表明了杜预不因循人云、率尔随注和抉择依矩、严谨不苟的超俗史笔！

（二)秦人最早设县的文献记载（其它前引资料，均沿承《史记》之说，不再重列）：

（1）《史记·秦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殿本《史记》卷五）；

（2)《史记·秦纪》：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同前)。

楚、秦设县资料的比照评断：

《史记》所载秦人设县资料，人物（秦武公），时间（秦武公十年和十一年），地点（邽、冀、杜、郑），事件（初县之）皆系时确指、表述完整，信息清楚；这里，太史公未采用《左传》之记载，其观点是明确的：秦人是置县之始！

反观《左传》所载楚人设县资料，非是后来追述之事、就是未明言置县之辞，人、时、地、事必具要件，间有缺项，皆语焉未详，令人有难置可否之惑，留下了探究之隙！

鉴于上述我国置县的原始典籍的源头之别，遂尔置县之始方有尊《史记》之“秦人说”和尊《左传》之“楚人说”之异。略举二例如下：

清·赵翼：“若侯国之置县，则实自秦始，而非列国生有此制也，《史记》“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则列国之置县，莫先于此。”（《赅余丛考》卷十六）。此主“秦人说”。

清·洪亮吉：“盖春秋时已有改封建为郡县之势，创始于楚，而秦与晋继之。至战国而大邑无不改县矣。”（《春秋时以大邑为县始于楚论》)。此主“楚人说”。

两说之论争，延演于今。随着经济发展大潮的驱动，“华夏第一县”桂冠的诱因注入，遂尔温度陡增！究仅我国置县之始，其“知识产权”当属秦人呢？还是楚人呢？

平实而论，两说各有其长。

《史记》秦人说，文献信息，言之凿凿，完整明晰，无可置疑；又，秦武公于邽、冀设县之次年，即于杜、郑设县，其步伐之速，似乎透露出如此端倪：秦人对“县”制这一新生事物的实施早已谋划有日，其内蕴之成熟性和着意之推广性已为凸现，渐次经验积累，为其后始皇帝一统天下、推行划时代的郡县制，首肇其始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较楚人设县，互为间隔有年，步伐稍缓，其对“县”制之推行似有尝试性，这是否带有楚人执政高层贵族的保守性呢？由此深而思之，秦人所设之县与楚人所设之县，虽名为一，但其内涵实质之同一性和差异性有无呢？留待探索求证！

倘从另一侧面而言，仅依《左传》追述之辞为据.则秦人设县其年，就要略晚于楚灭权、与灭申同年、而早于灭息。果如《左传》，楚人说就具备时间方面的优势，前提是楚武王灭权置县一事成立，这样当断定为公元前690年或之前，显然早于秦武公公元前688年灭邽、冀戎置县一事！但《左传》记事如本文前析，未记载于事发当年，而是载录鲁庄公十八年、即公元前677年，既只字未提置县，且又为追录之语。给后世学人留下了抉择认同、见仁见智的探讨空间！

尽管《左传》所载楚人灭权、申、息置县之文，令人产生诸多疑惑，但毕竟是一部历代公认的信史。就此置县一事的记载，虽有疑隙，但存疑不成为结论，在没有坐实的证据时，更不能率尔否定！需待继续探索，或俟来日有新的权威的资料、尤其是考古资料的出现，兴许争议有结、定论有出！这就是历史文献资料的缺憾，留给后世的历史的纠结！

综如上述，本文立意何在呢？拙见以为，面对历史的纠结，在继续探讨研考之时，大可不必跟进“华夏第一县”折桂之势而急于“选边站”！皆因秦人、楚人设县，谁先谁后，聚讼累年，众说纷纭，各自有据，故冠、亚之次，确论未定。何如调整视角，姑且认定：无论秦人或楚人，均是我国历史进程中，为最早首批设县的诸侯国，同属第一方阵，这或是共识无疑！何妨求其此同，缘此共识；且秦人始设邽、冀之县均在今天水辖境，故尔可结论曰：

天水，是华夏历史上首批设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