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车轮走过一千八百多年，但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诸葛亮北伐的古战场和那些动人的故事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一、诸葛亮为何要北伐？

诸葛亮明知蜀国是弹丸之地，为何还要执意北伐?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在孙、刘联军大破曹军的“赤壁之战”后，又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自法正献计，刘备取得了益州，三国鼎立之势巳基本形成，刘备集团从此摆脱了先前在荆州等地时受孙、曹两面包围的困境而事业大振，从而一步一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但与曹、吴力量对比还是悬殊太大，只能说暂得喘息，按理此时正是休养生息的发展阶段，但在公元222年刘备为报关羽之仇，欲夺回荆州，出重兵攻打东吴。起初士气旺盛，势如破竹，但之后被陆逊用火攻将蜀军打得狼狈不堪，公元223年，刘备也病死于白帝城，时年63岁。

刘备死后，蜀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国内矛盾日益严重，南方蛮夷也乘机不断挑衅反叛。“南蛮多种，性不能教，连合朋党，失意则相功，居洞依山，或聚或散”。加之蜀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原刘璋旧臣和入蜀的文臣武将之间相互猜忌、攀比争位。诸葛亮为转移国内矛盾，稳定局势，提出“匡扶汉室”的口号进行北伐。这一点笔者在《答非法正者》一文中可透出信息：“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幡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也就是说早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就发现了蜀国内部矛盾尖锐的问题，法正原是刘璋旧臣，“为迎备而叛于璋”，并阴献策于备，助其取益州，被委任为蜀郡太守、杨武将军，后为尚书令，护军将军。但法正显贵后，利用权力报复仇怨，擅自杀害毁谤他人。有人向诸葛亮告状“法正太纵横，您应奏明主公，抑制他的威风和权力”。诸葛亮为此而说了上面这段话，为法正辩解，意为内外交困之际，法正足智多谋，善出奇计，也是新得益州的功臣，要融合主客关系，稳定局势，法正虽为刘璋旧部，但对有功之臣万不可因一时一事的错失而惩办他，这样会使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疑惧、离心，更是制小失大。况且在我们进退两难之时，是法正为主公献策才有今天的展翅高飞，事业有进。并流露出因为他有大功、才干，才不去追究的意向。这实际上是一种宽免处理方式，示恩的批评艺术。从这一点可看出，诸葛亮早就知道进汉中入蜀地新旧臣之间和当地民众的矛盾。公元223年，刘备卒后矛盾更显突出，刘备托孤后诸葛亮面对这种矛盾如何处理?从建兴四年(226)《与孟达书》中可透露出这方面的信号。当然他心里也知道蜀国弱小，曹魏名将林立，土地幅员辽阔，与曹魏之战肯定是“鸡蛋碰石头”，但为了将内部的阶级矛盾转移到民族矛盾上从而提出北伐，上书出师。这就是《前出师表》的出笼。“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后出师表》直接说明了“百姓穷困，兵将疲惫”，然只有战争、只有人心凝聚一致对外宣战，才是一种减压并缓和矛盾的有效途径。至于一些学者认为北伐是因为“当时境内富饶，军资殷实，正是好时机，便上表北伐”。其实并不是象《出师表》中所说的“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而是诸葛亮自己给自己打气，为三军壮胆。也有的学者说从诸葛亮《隆中对》中可看出有雄才大略和“兴复汉室，统一中原”的信心，北伐只不过是《隆中对》中的一种体现而已。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的《隆中对》只不过是描绘的一幅蓝图，而入蜀后实际情况与《隆中对》的理论发生了根本不同。还有的学者干脆说：诸葛亮好战，是个战争“贩子”，穷兵黩武，加剧了蜀国灭亡。这些说法笔者难以认同。

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为何选择陇右这条道

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后主刘禅昭准了诸葛亮上疏的《出师表》，诸葛亮率诸军由成都北驻汉中，屯兵于沔阳(今陕西勉县)以北的阳平北和白马山一带，诸葛亮召开军事会议，与众将商议如何攻魏，大将魏延(督汉镇远将军)建议“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可捣关中”“从斜谷，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但诸葛亮没采纳魏延建议，而选择了走陇右这条道，原因有三：其一，斜谷道沟壑纵横，悬崖绝壁多，森林茂密，行军难度大;其二，曹魏把守严，容易遭伏击，敌方力量强;其三，穿斜谷，越秦岭出秦川，此道虽近，但谷深道难，粮草运输不便。而陇右道有利因素也有三：一是道路相对平坦，能施展战场。斜谷子午道“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越过陇山可迂回攻克关中。路虽远些，却易进兵施展；二是陇右道敌方力量较薄弱，避强攻弱可取；三是诸葛亮吸取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取陈仓道(宝鸡)过散关至河池(徽县西)以征战汉中张鲁的教训，曹操因地理问题不得不退出攻汉中，加之，退出时烧掉散关道路之间的栈道，蜀军如行此道须大费气力，从物力人力费耗大。

诸葛亮决定选择陇右道之后，建兴六年(228)春，第一次出师北伐采用当年汉高祖刘邦大将韩信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的计策，先派赵云、邓芝为疑军，从褒城北上，修斜谷道以出军进攻之势，吸引魏军，而自己率大军出祁山，因而在陇右古道上发生了魏蜀之战。

三 、“木牛流马”究其何物

提起“木牛流马”，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三国演义》里大显神威的一种作战运输工具，多少年来，人们对这个“千古之谜”猜测不绝，究其是一种什么样的运载工具呢?

据1997年7月7日《西安晚报》刊发了一则消息，陕西洋县农民郭统霄经过几年的努力，反复琢磨研制的“流马”长1.2米，高1.4米，其中设立了杠杆连杆结构、平衡结构、调步结构等内部机关，这匹自重35公斤的流马，可载重50—100公斤。该马没有膝关节，只需适当加点牵引力或推力，双蹄便可行走，并可转弯调头，如需马停步，只需把舌头一按，即可将行动机卡死。随后他又参照牛宜于在曲折路上行走，行走时牛头左摆右摆，前后脚交叉走，转弯比较灵活的习性，根据运动力学原理作了“木牛”。

四川省博物馆文物修复专家李刚把3000多年碎陶瓷片复原成一辆完整的马车，该车的断代在东汉与三国之间，种种迹象表明，该车很可能就是历史上传说的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有的文物专家见到这辆马车时，证实了“三轮马车”的真实性，一般马车只有两个轮子，马不仅费力，还要承担重量，而三轮马车减轻了马的承重负担，增加了马车的稳定性，让他牵引力更大，从而运送更重的货物。其次，传统的二轮马车的车身和马之间靠“辕”连接，“辕”的长度注定了马车转弯半径大，不适合在狭窄的路上行走;而三轮马车在前面的轮子和后面的车厢之间有个“转向器”，方便在狭窄的山路上行走。

笔者还剪贴了1991年6月27日“敦煌古代科技展”在台北展出时的消息，张学良将军和蒋纬国先生结伴来到展场，参观到“木牛流马”前也有一场争议。张将军说：“这个‘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讲解员马上解释说：“这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独轮车，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四条蹄子的马车”。蒋先生说：“张将军，我认为独轮车可走平地、坡地，但对古代高低不平的路，独轮车恐怕无法走了，只能用四个蹄子才能走动，我作为学物理出身的，又多年从事军事，也多年研究过这个问题。”张将军即反讥说：“照您这样说，木牛流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才用的吗?”

笔者查考《风俗演义》、《搜神记》、《后汉书》皆曰：“木牛流马是一种辘车，而辘车是一种木制的独轮车。”

由此可见，众说纷纭。陕西农民郭统霄研制的“流马”是“没有膝关节，双蹄便可行走”的，“木牛”是“前后脚交叉行走”。四川省博物馆李刚专家用文物复原成一种“三轮马车”。张学良将军认为是一种“独轮车”，蒋纬国先生认为“只能用四个蹄子才能走动”，而《搜神记》等认为是一种“辘车”，路车就是“独轮车”。

“木牛流马”究其何物也。笔者曾翻查一些资料考证，意见的分歧主要在于几轮车。《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集》、《作木牛流马法》等文献曰：“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衡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看来“木牛”靠牛足行动，牛足有“一脚四足”，“转者为牛足”。“牛足四肢是能够转动的轮”，“双者为牛脚”说明木牛的脚是成双成对的，木牛又是足又是脚，二者区别在于：“脚”是指从膝到踝骨部分，而“牛足”指着地的脚掌，也是“车轮”，“牛脚”则为连接车轮与木身的部件，这说明“木牛”形状、结构有四足、双辕的四轮车。由此联想，木牛是由两人拉着走，或是前拉后推行走的。

流马是在木牛的基础上改制的，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是人力四轮车。”因木牛“载多而行少”，诸葛亮改进后的流马“载少而行多”，木牛便成了流马了。据《三国志》载：诸葛亮用木牛流马运粮共三次。建兴九年(231年)，“围祁山，始以木牛运”，建兴十一年(234年)，“流马运米集于斜谷口之邸阁。”最后一次建兴十二年(235年)，“亮率大军由斜谷出，以流马运。”虽然“木牛流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制作结构复杂，而且行走缓慢，所以不是一种广泛使用、理想的运输工具，很快被历史淘汰了。

四、诸葛亮北伐几出祁山

人们说起诸葛亮北伐战争，习惯俗称“六出祁山”，其实是“五出祁山”，而真正来天水只有两次，第一次和第四次。

公元228年春，诸葛亮率大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抵御亮军”。诸葛亮用马谡督军在前，郃与马谡战于街亭，因街亭失守，亮遂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并挥泪斩马谡，第一次北伐失败。第二次实际上是陈仓战役。公元228年11月，诸葛亮再次上表《出师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后出师表》，这次战役“试探性”的采纳了魏延穿子午谷的战役，率军出散关包围陈仓攻二十余日，被魏将曹真拒之，结果只斩了魏将王双而退回汉中。第三次是在建兴七年(公元229年春)，实际上是阴平之战，与魏雍州刺史部郭淮大战武都、阴平之地。建兴九年(公元231年2月)诸葛亮又率军攻祁山，以“木牛”运军响器械，攻打上邽(今秦州区西南)，大败司马懿于西城。6月，因李严假传圣旨，粮草接济不到而退军，但还保祁山，在木门道射杀了魏将张郃，这是第四次，也称“复出祁山”。最后一次是进驻“五丈原”，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 )，诸葛亮率大军攻魏，以斜谷出山，以“流马”运粮驻于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战于渭南(今陕西关中道)，因恐军粮不够，司马懿坚壁不出，其年8月，诸葛亮病卒于“五丈原”军中，时年五十八岁。

诸葛亮北伐“五出祁山”，二次来天水作战，留下了“五出祁山，兵伏木马，挥泪斩马谡和诸葛点将台等千古佳话。

五、北伐战争构成了天水一大文化要素

一切文化现象的产生、演变、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既有自身的规律，也有相应的社会背景，诸葛亮北伐战争给后人留下了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它的作用，构成了当地“五大文化”的基本要素。

我认为，构成天水三国文化的构件有这几种：

首先，从诸葛亮自身来说。他的威望对其后人的影响和世代崇敬有相当的吸引力。各地来天水凭吊者、怀古者、崇拜者、寻访者，观光旅游者等，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现象。祁山武侯祠、木门道武侯祠、玉泉观武侯祠、天水雄关、陇城街亭和诸葛军垒等，来者怀有着一种特别的情结。

人们将诸葛亮作为一种智慧的化身和“神奇”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修身养德，励精图治”……的精神和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世，人们在寻访古战场遗迹的同时，又寻找着一种精神寄托，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具体地说以诸葛亮北伐为主调，以古战场遗址为补充，其表现形式充满了活力。

其二，从古战场遗址和出土的实物来看。有祁山、卤城(盐官)，木门道，冀城(甘谷)，街亭、西县(小天水)，天水关、葫芦谷，诸葛军垒、武城(武山县城西北，汉称“南安”)甘谷靴子坪、铁笼山等地。具体有祁山的上马石、调将台、圈马沟、九营寨(也称九土堆)等;木门道的石鼓、拴马湾、伏马湾，张郃坪、土钟堆等;天水关的西汉水、藏兵湾、铁门栓、铁堂庄，扎营地，躲箭石、姜维墓等;街亭的陇山道、涉水道、街泉亭(马谡败处)、卧牛坪(王平驻军)、演教场等;铁笼山有八营坪、马跛里、泄兵山等。古遗址有大有小，大有大的战场，小有小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一页页太多的回味。再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有剑、刀、矛、戈、箭头、谯斗、盔甲、车马器残片，吊锅、弩机等，这些实物有的馆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天水市博物馆、秦安县博物馆和礼县博物馆，或散藏于民间，实物证明了当年那种刀光剑影、“鼓角争鸣”古战场历史的存在。不管遗址或实物，无不形成天水三国文化的主灵魂，渗透着文化形态的包容性。

其三、以文学、民间故事和戏剧暨影视来看。一部《三国演义》家喻户晓，除了小说，还有戏剧、或者说三国的系列连环画，均为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近年，以“三国”为题材的天水文学作品时有出现，闫虎林编纂的《天水关》、《木门道》，白尚礼的《铁堂峡》等书出版。《走过天水关》、《马谡辩》、《街亭叹息》《遥望街亭》等散文和中、短小说或游记在一些刊物常有发表，这就有意无意的形成了天水三国文化的内容。

(二) 提起“三国”，天水人要说的故事太多，张郃箭失木门，挥泪斩马谡，诸葛装神，陇上割麦，姜维兵困铁笼山，诸葛军垒土台的来历，魏延与司马懿大战葫芦峡等。

(三)、影视、戏剧对三国文化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80年代初，河南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一部豫剧电影《天水关》在全国放映，天水名声打响。90年代初期，电视剧《三国演义》播放后，一时形成了“三国热”， 电视剧后半部的诸葛亮北伐，天水更是声名鹊起。1996年天水电视台六集《天水三国》电视专题片，2008年甘肃电视台《说三国》，也影响较大。

(四)、三国的戏剧更是一种文化传播，有些戏剧是根据《三国演义》加工、创造、内容更加丰富，影响更大。天水各地在过庙会和节日上演，以秦腔为表现形式的三国戏剧可以说品种多、内容杂。如：《大报仇》《祭灵》《六出祁山》《智收姜维》《失街亭》《诸葛装神》《五虎上将》《陇上制度》《空城计》《祭灯》《战北原》、《伐魏》《秋风五丈原》《草船借箭》《借东风》《葫芦峡》《出师》《斩魏延》《出关斩将》《失荆州》等，1996年全国第九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在天水召开，天水秦剧团为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排演了《武侯春秋》，影响较大。

(五) 天水人过年耍社火也多以三国文化为元素，马社火队化妆成三国时期的人物纵马驰骋、走村串寨，所到之处鞭炮相迎，情礼相赠，天水社火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播和宣传了三国文化，又于无形中营造了一种妇孺皆知的三国文化氛围。

(六) 歌颂诸葛亮和感怀的谒拜题诗和楹联，也构成一种特殊文化，成为人们受益不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食粮。

其四、从旅游和“结亲”的文化来说。90年代初期，电视剧《三国演义》播放后，引起三国旅游热，慕名来天水观光旅游者络绎不断。尤其1996年10月全国第九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在天水召开后，全国和国外的专家、学者将天水的文化大大推进了一步，并与天水结下了浓厚的情缘。比如，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会长丁宝斋从湖北先后两次来天水进行地域考察研究;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谭良啸教授、徐州师范大学徐明侠教授多次来天水;原浙江兰溪市文化局副局长徐国平先生在天水参会后，经常来电话交流，据他撰写的《论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一文透露：诸葛氏二十七世子孙诸葛大狮于宋末元初举家迁至浙江高隆岗(今诸葛镇)“聚祖于斯后”，姜维的部分后裔紧随其后，从此也迁至此地，与诸葛亮村相距几华里，“朝夕相处，和睦相生。”诸葛亮第四十八代世孙诸葛坤享来天水面对祁山、木门道神像感触地说：天水、兰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先祖曾在这留下了足迹，也留下了我们“结亲”的情缘。并抄录了祁山、木门武侯祠堂的签薄。浙江《兰溪日报》社的副总编来天水后撰写了《诸葛亮北伐在天水 后裔却在兰溪》的文章。其次，各地旅游团也来凭吊，感受古战场。来自四川芦山的一位学者说，在芦山县城有座高大宏伟的明代建筑“姜庆楼”，芦山各地有“镇西将军”姜维庙，那里人们生活习惯基本与天水差不多，大概是这里的居民大部分来自天水的缘故吧(当年姜维的一些部下和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的后裔)。2013年12月，天水新大陆旅行社委托我陪同日本东京大学历史考古专业的山中教授等6人考察了三国古遗址，当来到祁山武侯祠、木门道武侯祠、诸葛军垒等，面对诸葛塑像深鞠一躬，表达了深深的敬仰之情。

三国文化在天水的形成与发展，是天水人的骄傲，又是天水的一笔文化财富，如何弘扬这笔财富，有益于天水的发展和提高，发挥它的作用，应是天水人再深入思考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