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不久便成为了外传最广泛的“内部书”。曾经在中央编译局负责“灰皮书”的郑异凡告诉记者，“文革”期间，包括图书馆藏书在内的“内部书”大量流向社会，有的是被红卫兵抄家没收，有的则是高干子弟在内部传播。

　　《世界文学》副主编李政文告诉记者，上个世纪70年代，身为高级干部的父亲为他开了介绍信，在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一家内部书店内，李政文买到了一套《第三帝国的兴亡》，此后无论是到山西插队，还是返回北京，他都随身携带。而当年“是个人都来借”，大家不仅互相传，还交换心得，看完一章一节，都要在小圈子里讨论。

　　李政文至今珍藏着这套书，他说，在无书可读的年代，它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窗，原来世界的可能性很大，生活的选择很多，而以前 “不是黑就是白，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李政文第一次意识到，除了红的花，原来白的花也很漂亮。

　　作家胡发云当年20出头，还在武汉当工人，因为常买书，渐渐和当地内部书店的人相熟，得以破格购买，用去他一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朋友们知道胡发云有一套《第三帝国的兴亡》后，都排队来他家借书。有的人其实与胡发云并不太熟，担心他不肯出借，就带一本书来换，权当抵押。这一套书自买来后，就没能在家里停留过，在数年的辗转传阅中终于全部失落。胡发云难忘最初阅读该书的震撼，形容是“石破天惊”，他认为“这本书在意识形态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因为纳粹的口号和做法都和中国的“文革”太相像了。

　　特殊年代里，正是这批“反动”教材，为人们搭建了当时唯一通向外部世界的精神通道。《灰皮书、黄皮书》的作者沈展云，在《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中，记述了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在内的思想盛宴。当时的“内部书”，政治类如吉拉斯的《新阶级》、考茨基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文学类如《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包括三岛由纪夫的作品，都炙手可热。

　　历史的真相不断被揭露，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期盼呼之欲出。胡发云向记者表示，在只能“吃野菜”的年代，内部书好比是“窝窝头”，成为真正填饱饥肠的精神食粮。他认为，在当下中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文学界，一批有思想的人几乎都从这类的阅读当中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思想理论资源。

　　“内部书”亦保存了学术研究的薪火。上个世纪90年代初，郑异凡到德国去参加一个托洛茨基研讨会。会上有西方学者说，苏联人和中国人根本看不到托洛茨基的著作，根本无权谈论托洛茨基。郑异凡告诉他们，在中国托洛茨基的著作基本都翻译出来了。

　　书皮变了颜色

　　随着时光流逝，第三帝国渐渐成为了人们可以理性对待的历史陈迹。

　　“书中对美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讳莫如深，未作揭露；对苏联在纳粹德国侵苏前的对外政策及斯大林本人则进行了恶毒的歪曲和污蔑；作者是资产阶级记者，立场和观点是反动的。”这则《出版者说明》摘自“文革”期间出版的《第三帝国的兴亡》。

　　仅仅在5年后，1979年版本中，该批判转为：“尽管作者对于某些问题和人物的评价，有未尽全面之处，与我们的观点不同，不失为一本有史料价值的读物。”当时中美两国已经建交，该说明饶有兴味地在作者名字后加了一个逗号，注明“美国人”。

　　而1983年，中国开始对外开放，逗号悄悄地消失了。

　　1992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世界知识出版社正式购买了该书的中文版权，并对外输出了中文简体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