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５年初，中央军委关于取消军队军衔制的决定开始实施，军队的干部级别要改定国家行政级别。干部部门转来空军对曾国华定行政７级的意见，他说：这种事只能听领导“打分”，总不能拿“老本”、“资格”去比去争吧。按当时规定，副军级、少将定７级，曾国华是正军级、中将，可以定６级甚至５级。但他坚持定７级，这样每月薪金将减少１００多元。这件事在沈空机关成了干部改定行政级别的无声动员。有位正团级、上校部长说：我的薪金减少６０元，看看曾司令，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身不由己卷入“文革”政治漩涡

    林彪对１９６４年全军大比武表示不满。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９日，林彪在与总政领导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一定要突出政治”，“政治工作可以冲击其他”，“各项工作要为政治工作让路”。这些话传到部队以后，作为军事一把手的曾国华就不再理直气壮地抓部队训练了，下部队也号召学毛主席著作，在机关则讲突出政治。

    １９６７年，中央军委指示：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沈空机关、部队在社会上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曾国华面对社会动乱、机关常被造反派组织冲击，甚至被“占领”的非常情况，一再要求军、师领导：部队“支左”一定要和大军区保持一致，否则，会把部队搞乱；作战指挥等要害部位不能被造反派冲击，否则，后果难料；对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不要有派性，否则必然被动。沈空各部队在“支左”中是团结的，内部是稳定的，保证了国土防空和战备训练的正常进行。

    １９６８年，沈阳地区实行“革命大联合”，建立“革委会”，社会上的斗争气氛有所缓和，但部队内部因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而紧张起来。机关一些领导干部情绪凝重，有一种近乎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３月，曾国华去北京参加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到京第二天，谁也没有想到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突然发生。因为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曾国华和与会同志都很紧张，纷纷表态划清界限。吴法宪要求与会人员借此机会把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历史都说清楚。曾国华在这些方面比较干净，不觉得有什么压力，但会上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心情沉重起来：一天中午，一位军区空军司令员回房间休息时见桌上有一纸包，就问服务员是什么东西，服务员回答说是毛主席像章。把“毛主席像章”说成“东西”，这位老红军顿感“有罪”，整整一个下午到处“请罪”，谁劝也不行，吴法宪出面劝说“不知者不为罪”也没有用。就因为一句无意之言，精神崩溃了。

    曾国华回到沈阳后，曾就这种不正常的事私下同参谋长王毓淮说，现在政治空气太紧张，办事如履薄冰，说话像过雷区，弄不好为一件事、一句话就可能完蛋。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也不再像１９６７年初面对群众组织冲击机关时那样临乱不惊、敢作敢为了，而是谨言慎行，谨小慎微，不出头，少露面，靠例行公事度日子。

    １９６８年冬，曾国华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脸上才有了笑容。１９６８年底，曾国华到北京赴任，分管空军作战训练工作。１９６９年４月，曾国华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